我被性侵，我没有错
[lm_byline]害怕受害者报复，以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让受害者们翻身，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责备受害者——这不单是种族歧视者的伎俩，也是性别歧视者最擅长的招数。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 责备受害者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曾将它形容为：“法西斯主义者最邪恶的性格之一。”1971年，《责备受害者》一书中直接将它与“公民社会公正尺度”联系起来——它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狡辩，以期在法律和道德上取得合理性。
不仅仅是凌霸和权力迷恋心理在支撑着这种意识形态，还有“恐惧”。在1976年南非的“Soweto街头枪杀案”中，白人警察光天化日之下以“非法闹事”为借口，枪杀了数百名渴望“在课堂上学英语”而上街游行的黑人中学生。关于这个事件，让人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在其改编电影《一个干燥的白季》中的一段对话。当一位有良心的白人教师向失去孩子的黑人家长们伸出援手时，他的妻子威胁道：“你可不能帮助这群黑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一旦获得平权，会对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善罢甘休么？”
害怕受害者报复，以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让受害者们翻身，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责备受害者——这不单是种族歧视者的伎俩，也是性别歧视者最擅长的招数。那些男权社会的掌柜们，看到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突然”有这么多的女性为男女平等而呐喊，难免心生恐惧。毕竟压迫了女人几千年，她们一旦获得平权，会不会得寸进尺，展开一场美狄亚式的复仇？如果不是这种恐惧导致的迫害妄想在作怪，谁会如此兴致高昂地反复建构一个“要不是她千疮百孔，怎会被叮成那样”的责备受害者攻略？
持这种攻略的不只是ISIS，还有那些“认为女性穿着暴露就是自讨性侵”的人，Ta们遍布世界各地，ta们动不动就拿“传统文化”和“妇道”来作挡箭牌。Ta们中也有为数众多的女性，被斯德哥尔摩症困扰着，像1829年的某些印度妇女一样，因英国官方废除了殉葬习俗，不惜走上街头要求“恢复殉葬权”——当然，这个类比也许过于严厉。
“责备受害者”的杀伤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些亲自将女儿送上割礼台的母亲们，发自内心地赞同“没有接受过割礼的女人是荡丨妇”这种思想，间接助长了陋习的蔓延，以至全球有近2720万的女性接受了割礼（据201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即使在经历过三次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地位不断提升的发达国家，责备受害者的现象也仍旧相当普遍。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2013年“强丨暴危机”的数据报告，英国每年有85000名女性被强丨暴；1/5年龄段在16岁到59岁之间的女性曾遭受过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性侵犯，却只有15%向警方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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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美国，名为《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的报告，将女性受害者不报案的具体原因列为几下几种：
- 担心被报复
- 相信警察不作为
- 不想让家庭成员知道
- 不想让他人知道
- 没有足够的证据
- 对司法不公正的恐惧
- 没有举报的途径
- 担心被侵犯和伤害的性质并不“严重”
- 对犯罪者的目的无法判断
其中“不想让家庭成员知道，不想让他人知道”就是非常典型由“责备受害人”这种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独立报》在2012年刊登过这样一篇报道，英国一名49岁男子在强丨暴了一名未成年女学生后，法官竟然判道：“她太不爱惜自己了，她喝了太多的酒，还吸了毒。当然，她遇到你也算不幸”。如果女性受害者在举报之后，所得到的不是充满关爱的创伤心理辅导和舆论对强丨暴犯的指责，而是这样一份暗示“你活该被强丨暴”的法庭判决，谁还敢将自己的受害经历公之于众？
唯利是图的媒体（在西方，通常是右派／极右派媒体）也经常扮演着责备受害人的角色。
“在不少媒体报道中，我们发现公然责备受害人的口吻比比皆是。比如用‘被诱惑’或‘忍不住’来描写男性性侵行为；发生的惨案被形容为‘悲剧性的单一事件’；女生被强丨暴是因为‘她喝了太多’，‘半夜4点还在外面’，女生醉得不省人事所以‘她不是被强丨暴，而是两厢情愿’……”（摘自英国“每日反对责备受害人（Everyday Victim Blaming）”公益网）。国内的报道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女子裸睡被强丨暴后仍酣睡险又遭另一男子强丨暴（法制网）》；《女子遇陌生男搭讪险被强丨暴房东敲门吓跑色狼（光明网）》……而百度针对性丨骚扰的心理分析是这样的——问：“哪些人更容易受到异性丨骚扰？”
答：“容貌漂亮，富于性魅力的人；性格软弱，独立性差，喜欢逆来顺受的人。经常与异性打交道特别是经常与那些作风不正派的异性打交道的人。婚后生活不幸福的已婚者，择偶失败或情场失意的未婚者，当他们这些个人隐私被泄露，并且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时，都容易受到异性丨骚扰”——短短一个词条解释就包涵了“荡丨妇羞辱”，“未婚歧视”和各种根深蒂固的失败者歧视。按照这个逻辑，2015年跨年夜，德国科隆一夜间近500宗性侵案中的女性受害者们，不是性格软弱，四处招蜂引蝶的荡丨妇，就是情场失意者；而当“弯弯酒店遇袭事件”完全不符合这套逻辑时，似乎就只好以“阴谋论”收场了。
女性想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就只能顺应这种意识形态么？举个一百多年前的例子。
卡洛琳·诺顿（Garoline Norton）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1827年，像维多利亚时代大部分女性一样，为了帮补中落的家道，她嫁给了当年的保守党议员乔治·诺顿（George Norton）。
卡洛琳渴望民主改革，而丈夫乔治却是一个不则不扣的顽固托利派。那个年代女人不允许和丈夫顶撞，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她却经常顶撞，因此屡次遭到丈夫的殴打，靠佣人的阻拦才不至于被打残。
她和当时的内政大臣（后来的英国首相）墨尔本（Melbourm）理念相似，走得比较近。于是当她的丈夫意识到墨尔本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毫无用处时，就编造谎言，控告自己的妻子和墨尔本通奸，并索要精神赔偿金。因为没有证据，法庭并没有受理，他一气之下便将卡洛琳赶出了家门。根据当年的《婚姻法》，只有在“一方有精神病，或有实质通奸行为”的情况下，英国教会才批准离婚。离婚后，女性的所有财产将归丈夫所有，且不能与孩子们再相见。卡洛琳的小儿子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死前都未能与母亲见上一面。
当年很多女人受到这样的对待，即使有证据表明自己不是“荡丨妇”，也会被当成丑闻的主角，众口铄金，很多女人因此被送进天主教会的洗衣房接受终身劳动改造，或被扔进了疯人院。但是卡洛琳却没有屈服，她向议会请愿，要求改写《婚姻法》，她要求：“在一段婚姻关系中，当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有通奸行为时，女性有权力提出离婚；作为母亲，离婚后的女性应该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
她一直反抗，直到她50岁那年，也就是1858年，英国议会才通过了这项改写。1870年，英国议会又在她当年的请愿基础上通过了《已婚女人财产法》，从此女人的财产将不再完全属于丈夫所有。
卡洛琳·诺顿的抗争为西方女性的命运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而今天却仍有人责备她让女人获得了太多的自由，导致离婚变得“太容易”，很多女人因此靠嫁人和离婚财产分割“一夜暴富”。可见，要从根本上消除“责备受害者”这种意识形态，过上两性平等的生活，除了像卡洛琳·诺顿那样不屈不饶，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出版有电影评论集《映城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上海世纪出版社）以及漫画故事《伢三》（法国达高出版集团）等。英语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纪录片《刁民》亦在数个国际电影节参展。作品可参见《天南》文学杂志，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等。目前她生活在英国剑桥，是国内外多家中文媒体的自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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