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没有同性恋”,现在,ta们在争取抚养权
[lm_byline]从“没有同性恋”到“国内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案”登上热搜榜首25年间,同性恋从“不可见”到“可见”。
这之间经历了什么?
近日,“国内首例同性伴侣子女抚养案”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单在微博上,该话题总共有3.9亿的阅读量和2.4万的讨论量。
值得注意的是,热度比较高的评论都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这无疑是同性恋人群“被看见”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
“性”这个议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能见度也越来越高。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曾在媒体访问中称:“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
而过去曾经因为“性”而被污名的同性恋人群,也逐渐走到了大众眼前。
2003年,李银河老师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了《中国同性婚姻提案》。17年过去了,同性婚姻这个议题,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同性恋群体:从暗柜藏匿到阳光下行走
同性恋人群无疑在“暗柜”中生活了很久: 1997年刑法改革,“鸡奸罪”从“流氓罪”当中被删除,“男性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才得以实现;
2001年,中国精神病分诊手册将同性恋从“性变态”当中删除,同性恋的去病理化才得以实现。
尽管如此,许多同性恋仍然不得不戴着“异性恋”的假面具生活。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特别的年份——1995年。
这一年,北京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在各国女同性恋、跨性别、双性恋和同志友好的公益人及政府官员的积极影响下,大会批准了一个和“同性恋”议题相关的分论坛场地。 第一次,中国的女同性恋、生理女性酷儿们,和海外的同性恋者、酷儿们相遇,了解到了国际上的同志运动的发展状况,生发出中国同志公益的萌芽。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中关村出现第一个互联网接入商,水木清华等BBS系统开放。这改变了我们的社交和获取资讯的方式和习惯,同性恋人群有了更多认识其他性少数群体、获取多元性别资讯的平台。这极大促进了同性恋社群的自我认同和线上社群的发展,也为线下社群做了铺垫。
ta们在博客、网站上书写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被看到,能够支持更多的社群伙伴:
如1999年,厦门一对男同志开了一个名为“爱情白皮书”的网站,记录两人的爱情生活;
2005年,现任同性恋亲友会负责人阿强开了名为“夫夫生活”的博客,记录和呈现了自己作为男同性恋的生活和价值观。
同性恋人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关注:
2001年,崔子恩、石头和李银河一起登上了湖南卫视的电视访谈节目《走进同性恋》,崔子恩和石头也成为了第一批公开出柜的同性恋;
2005年,央视报道了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的男同的故事;
2006年,成都的一位女同性恋“于是”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上公开出柜。
2005年之后,开始有许多关注同性恋社群的公益机构在各地成立。在这些机构的推动下,更多的同性恋选择了出柜,在阳光下做真实的自己。 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有近15%的性少数者在家庭中主动或者被动出柜;有44.5%的性少数者在学校中出柜;有5%的性少数者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出柜。
婚姻平权:从学者领衔走向社群发声
众所周知的是,第一位在公众视野为婚姻平权发声的人,是学者李银河。在90年代初期,除了李银河之外,也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万延海、张北川等,妇女领域的学者如刘伯红、荣维毅、荒林,媒体人冯媛、吕频等,在各自的领域为同性恋者发声。
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也在妇女权益、艾滋防预的领域当中得到了一些生长的力量与发展的资源。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来争取婚姻平权。
毕竟,在一个充满对同性恋的歧视的社会环境当中,大多数同性恋尚未实现出柜做自己的自由,婚姻平权听起来还很遥远。
然而,人们对于爱的向往是无法阻挡的。 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国家;2000年,荷兰率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性婚姻议题逐渐成为更多人的关注焦点。
更多的国家受到了鼓舞,纷纷实现了同性婚姻,如加拿大、南非、阿根廷等国,或者实现了民事结合,如捷克、瑞士、匈牙利、意大利等国。 2000年之后,国内开始有人用公开举办同性婚礼、甚至挑战目前异性恋霸权的婚姻制度的方式,来表达同性恋社群争取同性婚姻的诉求:
2005年,四川就有一对男同性恋伴侣公开办婚礼,并邀请当地媒体来报道,但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2009年,北京的一些同志机构合作,在前门大街举行了一场高调的同性伴侣婚礼拍摄活动,一对女同伴侣着婚纱,一对男同着西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大胆秀恩爱,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下,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2011年,在武汉的光谷广场,有两对同性伴侣举办了公共场合的婚礼;
2012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举办婚礼,引起公众关注;
2013年,北京和广州分别有两对女同情侣前往民政局登记注册,还与一些同志父母一起,呼吁人大代表关注和支持同性婚姻,得到了广泛报道;
2016年,湖南的一对男同伴侣因试图结婚被拒,将当地政府部门告上法庭,成为了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
2019年10月31日-11月29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超过十万网民提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人大法工委的发言人也首度公开回应“同性婚姻”的议题。这个话题也同样登上了微博热搜,成为历史性事件。
未来的路:从提升能见度,走向多维度倡导
回到1995年,在世妇会上,有外国记者向世妇会的工作人员询问关于女同性恋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同性恋”。 2018年,在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则在对其他国家代表针对中国LGBT议题的公开回应当中表示:
“中国保护LGBT,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群体的健康权,向所有公民免费提供基本卫生服务,允许自愿开展变性手术,尊重他们的隐私。根据婚姻法,中国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并非是因为歧视,而是基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虽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但是表了国家对于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权等方面的保护。
在这13年当中,整个同性恋社群经历了一个从“不可见”与“不被承认存在”到“可见”与“被承认存在”的过程。 同性恋社群在婚姻平权的议题的策略上,也从“提升同性婚姻议题的能见度”为主,发展为结合“面向不同受众的倡导工作”。
1. 针对社群的倡导和赋能工作
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同性恋进入了和异性恋的婚姻关系,或者是进入了“形式婚姻”。根据2016年的研究显示,在进入婚姻关系的性少数当中,84.1%与异性恋配偶结婚,另外有13.2%为“形式婚姻” ,2.6%在国外登记同性婚姻。
因此,需要同性恋社群有更多人站出来,表达自己与婚姻相关的权利诉求;也需要同性恋相关的公益机构,去做更多的社群的教育工作。
如果同性恋社群无法实现比较好的自我认同和社群认同,内化了恐同,大量的人不出柜,始终躲在和异性恋的婚姻当中,同性恋是不可能争取到婚姻权益的。
与此同时,产生的大量的“同夫”和“同妻”带来的问题,会使社会进一步歧视同性恋。
2.针对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李银河提出了“同性婚姻法案”之后,同性恋社群越来越多的开始重视对于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有同性恋机构组织同性恋亲友去联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支持“同性婚姻提案”;也有同性恋机构去发掘和维护对同性恋群体友善的律师,这些律师为许多同性恋社群的伙伴提供了和婚姻权相关的法律援助,有的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诉讼案的辩护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
此外,同性恋社群也积极与部分法学家们产生了互动与合作,在法学领域探讨了中国实现同性婚姻的可能性与策略。
近两年,许多公证员也加入到支持同性伴侣权益的队伍当中。
2017年,长沙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办理“意定监护”,两人在一起已经有10年之久,打算用“A卵B怀”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宝宝,两人希望回国生产的过程当中,对方能够为自己的手术签署同意书,因此考虑到采用“意定监护”的方法。正赶上2017年民法总则修改了意定监护制度,她们顺利的完成了“意定监护”的办理。
2019年,更多同性伴侣希望通过“意定监护”来保护自己的伴侣权益,更多的公证员参与到相关的培训当中。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今天,“意定监护”也不失为同性伴侣保护自我权益的一种现实策略。
如今,“迪迪”和“达达”的抚养权案还在继续。
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无数的“迪迪”和“达达”困扰于能否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孩子能不能像异性恋家庭的孩子一样合法的拥有两个爸爸或妈妈、感情一旦破裂又是否能像异性恋者一样得到保障。
未来,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多类似的案件发生;我们也可以预测,这些同性伴侣组成的“彩虹家庭”的孩子,未来一定会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是面临被歧视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这些家庭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资料:
[1]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7268.html
[2]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1/1022202(联合国新闻)
[3]https://new.qq.com/omn/20190809/20190809A0IVX100.html(腾讯网)
[4]https://news.ifeng.com/a/20160419/48511752_0.shtml
[5]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1001-same-sex-unions-turn-30-in-denmark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