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母亲送我的铜镜上，刻着飞舞的龙，还有“囍”字。按照家乡的习俗，结婚时，新人要系上红丝带和铜镜，那是避邪用的。也预示着平平静静、人生安稳。

医生推开手术室的小窗户，向我招了招手，“对不起，兄弟，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我们只能缝合上。”我轻轻地点点头，强忍着泪水不掉下来，看着医生关上手术室的那扇窗户，我知道，他关闭的，还有我母亲的生命。

手术前，医生告诉我们，如果发现癌细胞转移到其它器官，只能原位缝合，否则是徒增病人的痛苦，他说“进去半小时后就知道了。”看到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我焦急地在外面来回走动，我害怕医生喊我，如果他喊我，一定是需要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让我们听到他做出的专业决定。我渴望等待的时间能够长一点，至少表明，医生做完了所有的流程，母亲生的希望尚存。

听完医生的告知，我从七楼的手术室跑下来，准备到医院对面去买一束花放到母亲的床头。大雪覆盖了整座小城，到处白茫茫一片。大片的雪花仍在歪歪斜斜的扬洒着，稠密的雪花让天空看上去那么低矮。雪花落在我脸上，混和着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望着昏黄而低矮的天空，我有一种天就要塌下来的感觉。

母亲说：“我只担心你了“

母亲生病时，正是2006年的春节期间。手术后第三天，医生拨掉了插在母亲身上的各种管子，还安慰她说，“老太太，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胃溃疡，小手术。”母亲连声道谢，她看上去表情轻松了很多。我背过脸去，偷偷抹了一下就要掉下来的泪水，再转过身，装出笑脸，附和着医生说，“是的，正月十五前，就可以出院啦！”

母亲的病房里挤满了家人。在我们几个兄妹工作后，这是难得的一次都凑在一起。我试图讲几件开心事，让压抑的气氛能轻松一点。尽管满身病痛，母亲很快受到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她带着撒娇的语调说，“你们都回来了，我很高兴，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你可别担心那么多，有啥好担心的？”我想安慰她。

“我就担心你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们几个都结婚了，我不用再操心了，要是我过不了这一关，死了……”母亲话未说完，泪水掉了下来。

“一个人多好啊，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说。

“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跟小伟一起吗？如果他结婚了，你以后怎么办？”那时候，我跟第一任同性伴侣一起生活了11年，但一直对家人说，我们在一块工作，并没有讲我们是伴侣关系。2008年，小伟走进了异性婚姻，我们友好分手，结束了13年的感情。母亲一语成谶。

母亲说完，妹妹诧异地盯着我。2005年夏，我已经跟妹妹出柜了，妹妹哭了几个晚上后，发短信给我说，“不管你喜欢什么人，你都是我哥。”她希望我暂时不要告诉父母，说慢慢做工作。

妹妹看着我，像是在问，“母亲是如何知道的？”

“你好好养病，现代人老了都住养老院，不用担心的。”我安慰母亲，也想转移话题。

“要是生灾害病，养老院里谁会真心照顾你啊，你看我这次生病，不都是你们姊妹几个围着我吗？”母亲显然对我的回答并不认同，在她的世界里，养老院是最差的选择，那里缺少温暖，只有孤独和寂寞。

母亲给我铜镜和红丝带

母亲在正月十四出的院，她想赶回家过元宵。

癌细胞侵占了她的胃、肝脏、卵巢等部位，她看上去越来越消瘦，仿佛一阵风都能把她吹走。刚出院时，她还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她相信“胃溃疡”很快就会治好，她相信医生和她的孩子们说的话，“再过两个月病就好了。”

我每个月从广州回一趟安徽老家看她，她照例会提起结婚的事，“人总是要结婚的，找个人一起，相互照应。”在母亲看来，结婚是为了有个人陪伴，回家后能吃上热饭，衣服脏了有人帮忙洗。她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农村里大男子主义盛行，让她以为男人都是需要被女人照顾的。她说“没有女人，不叫一个家。”

2006年6月的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我母亲想我了，让我回去一趟。

我到家时刚好傍晚，母亲趴在凳子上休息。见我回去，她缓缓起身，“我要找东西给你。”她说。因为不能进食，母亲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她走路都有点打摆，她的衣服显得极为宽大，像是穿着大衣。因为是山区，我们家的两幢房子建在不同的坡度上，母亲慢慢的挪动脚步，艰难地往高处的房子里爬。我跟在她身后，默默的流泪，又不想被她看见。

她打开大衣柜，那是她40年前嫁给我爸时的嫁妆，她缓慢的拉开抽屉，翻出一个小香包，她轻轻的打开香包，从里面抽出一根红丝带，还有一枚铜镜。“这些你拿着，以后你自己保管吧。”

铜镜上刻着飞舞的龙，还有“囍”字。按照家乡的习俗，结婚时，新人要系上红丝带和一枚铜镜，那是避邪用的。也预示着平平静静、人生安稳。

“这个……这个我用不上啊，你先放着吧。”我有些慌乱，也害怕接过这个东西，它让我的内心压力更大。我知道这枚铜镜是母亲20年前就找人打好的，她一共打了两枚，另一枚送给了我的嫂子。

父亲说，母亲几天前，听到了几位邻家妇女的议论，她们说，母亲的手术“打开了，医生什么没做又缝上了，时日无多”。回去后，她狠狠地哭了一场，之后，她就一直惦记着我回去，她要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亲手交给我。

当晚，我又把铜镜交给了父亲，我说，“爸，你帮我拿着。”

父亲：“你晚上吃什么？”

2006年8月，在经历了无尽的折磨后，母亲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时候，不足50斤，最后一个多月，依靠含冰块和喝水维持生命。

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母亲的愧疚，因为勇气不足，我没有跟她分享我最真实的人生。这个我最珍视和最珍爱的人，却活在我的生活之外。我遗憾她过早得离世，没有享受到好的生活，我因自己的懦弱、不敢面对而感到自责。

2008年底，父亲来广州过春节，他从老家带来了很多腊肉，还有母亲生前留给我的那根红丝带和那枚闪亮的铜镜。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把我最真实的生活跟父亲分享。我爱他，我在意他，所以我不想隐瞒他。我认为说不说是我的事，理解与否是他的事，告诉家人是我的责任。再说，父亲会慢慢老去，我也不想为人生留下遗憾。

父亲正月初九回老家，回程的机票是提前就订好的。从初一到初五，我带了一对对的同性恋朋友来家里吃饭，父亲忙着做饭招呼客人，他一向热情好客，对我的朋友们都很满意。

正月初八的下午，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对父亲说，尽管已经向很多朋友“出柜了”，当真的要面对自己的家长，还是会很紧张。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必须抓住机会说出来。我躲进房间里，深呼吸了几次，让自己尽量平静，然后，我走出房间，带着“豁出去”的心态，对我父亲说，“爸，我有事想跟你讲。”

我把父亲喊进书房，花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父亲，我是怎样一个人，这些年我是如何度过的，我都做了什么，我未来的人生准备怎么走。这几天，来我们家的那些朋友，他们都是怎样的人。谈到母亲离世、我的遗憾和内心的自责，我控制不住得掉下眼泪。

因为提前打了腹稿，父亲可能要问的问题，他的担心，我都一一说到了。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父亲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最后，我问他，“爸，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你还有什么担心吗？”

“我就担心你老了怎么办？人老了，都有生病的时候，谁能照顾你呢？”我告诉他，我身边有很多同志朋友，大家今后可以相互照应。再说养老机制也越来越完善。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然后又推开房门，问我，“晚上想吃什么啊，我去做饭。”

父亲的豁达让我长舒了一口气，我并不希望因为我的出柜，让他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

2012年中，父亲一次打电话给我，他希望我找个人一起过，“一个人没有照应”，他说。那是我们父子间一次有趣的对话。

“爸，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两个人。”我说。

“那个人在哪呢？”

“在家里啊！”

“男的女的？”父亲问。

“男的。”

“你就是喜欢跟男的一起。”他说，语调中带着些失望。

之后这几年，父亲不再提起让我结婚的事。他并不一定有多理解我，但他知道，那是我的生活，他儿子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无力改变。

母亲留下的那根红丝带和那枚铜镜，我一直放在保险柜里，有时候，我会把它们翻出来，擦一擦。看着它们，我就像看到母亲。

2010年，我遇到了新的伴侣，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平平静静、安安稳稳。而在父亲看来，是“相互有个照应”。

（文/.阿强 同性恋权益活动家。现任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您在生理或情感方面有哪些疑惑或担心？我们愿意倾听您的声音。欢迎把您的故事和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将邀请权威专家进行作答。欢迎访问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参与讨论，或写信给我们：[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