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 提笔先想起了顾城的情事：顾城与妻子谢烨的婚姻本是一段佳话，二人火车相遇，情投意合，后来的故事便如卓文君认定司马相如一般，他们做了一对恩爱夫妻。顾城如此天才又如此任性，若非谢烨这种大度与深情不能容忍。而她典型的正妻姿态，则体现在英儿插足婚姻之后，她还将英儿带往新西兰，三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更是一段佳话。

如果顾城没有杀妻，任性算什么，出轨算什么，一切看来都是佳话。

佳话是男人书写的。金庸笔下韦小宝，七美相伴，八仙白头，享尽齐人之福，是中国男人的俗世梦想。

这边厢是男人们左右逢源狡兔三窟长袖善舞，那边厢是女人们坐卧不安怨天尤人掩耳盗铃。

为一个偷，两性关系剑拔弩张鸡飞狗跳。何来佳话？

新时代女性，自然不能止步于怨天尤人。我们要探究背后的原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近研究指出：出轨或由偷情基因决定。

研究指出，约25%的人群携带偷情基因，这种基因会使他们的脑内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就负责着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与开心，上瘾症状就与它密切相关，正是因此，这些人的偷情几率要比之别人高一倍多。

这项研究似乎解了女性们多年的悬疑：为什么你很容易遇到出轨的人？为什么他仿佛上瘾一样频频出轨？

值得注意的是，出轨和愚蠢一样，都有可能遗传给后代，看来，为了节省你上半辈子的眼泪和下半辈子的操心，要小心挑选伴侣。

美国杂志《心理学》曾有论点：不论男女，职位越高的人，性出轨的概率越高。因为职位高的人相应获得的资源和权力就越大，这带给人更多机会的同时，还让人对自身更为自信。这种自信容易辐射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能力，外表，还有性优势。

至少在国内国外搜索可及的政界商界丑闻里，这个论点看起来颇具实证性。

接下来是被引用最广泛的男性天性论，它是这样解释男人的出轨：为了使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男人天性便寻求多偶。

这样看起来，不只位高权重的男人容易性出轨，人微言轻的男人也会性出轨，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可是等等，多偶并不是雄性专利。

在生物界，雌性也有多偶行为；在人类社会，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为期不短的母系社会；到了现在，多偶的女性更是绝不少见。

对感情忠贞的不只女人，也有男人；而谈论到狂蜂浪蝶，所见不只男人，也有女人。看来简单用性别天性来解释出轨并不能说服人。

与婚姻有关的理论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当人们的生殖目的从播种走向收获，不再停留在繁殖，而更进一步到了养育的时候，婚姻关系也就随之产生了。

养育一个孩子至少需要15年时间，而对男女而言，生殖目的未尽相同。

男人希望：有自己喜欢的性伴侣；一个或多个女人给他生养孩子；孩子必须是他的。

女人希望：有自己喜欢的性伴侣；一个或多个男人帮她养孩子。（孩子必然是她的。）

我们很容易理解，当男性掌握了社会分工中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权力之后，为了占据女性的生育权，并确认自己的后代，男人理直气壮地扼杀了女性的多偶，并纵容了自己的多偶。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试错和模仿，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确立了一套合理合用的制度规范，以确保社会的最佳运行，其中就包括在法律上确定一夫一妻制，在道德上反对婚外恋情与性关系。

有趣的是，基于这个社会规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进化论的心理学家金泽哲博士在《社会心理学季刊》上提出了一个让女同胞们喜闻乐见的观点：越聪明的男人越不容易出轨。

他认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人类一直倾向于多偶的，现今这种单偶制相对于进化而言还是比较新颖的，对人类的考验就在于此，而显然，更聪明的人类更适应进化的趋势。也就是，越聪明的男人越适应一夫一妻制。

至于金博士为什么没有说越聪明的女人越适应一夫一妻制——大概是因为相比智商而言，几千年来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环境，早就深深影响女性的性心理了。

现行的智商测评体系不知是否足够支撑这个理论，但跳到大家熟悉的社会学，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非理性欲望，从而给自身环境带来较大的不可控变量，将自己和所爱的人们置于高风险之下，甚至导致人生失控，这当然不能算是智慧体的行为。

（文：女王C-cup，果壳网性情小组管理员、性学领域研究者，致力于科学而诗意地，谈谈性与爱。)

（原题：《你看那彩旗飘飘》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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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近日报道，安徽籍女子张某因怀疑丈夫韩某有外遇，就在丈夫喝的饮料里放了安眠药，等丈夫昏睡后，动手剪掉了丈夫的生殖器，然后扔进马桶冲走。

令人意外的是，在三个月后，即将面临牢狱生涯的张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因担心丈夫在自己服刑期间出去偷情，竟然用同样的方法，再次“阉”夫，把丈夫剩余的生殖器全部剪掉。

老天，这个女人肯定是疯了！

这一悲剧并非个例，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悲剧，大多都是因为一方出轨或偷情。在电影电视剧里，也常有这样的场景，花心男女被原配正室捉奸在床时，偷情者无比痛苦无比矛盾地辩解道：“老公/老婆，我是真的爱你，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背着你做出这样的事，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

这话是否全是负心人无稽谎言无耻狡辩呢？OR风流不忠也不全是人品问题，而真的可能有遗传基因在作怪呢，偷情真的“无法自控”么？

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具有一种特殊基因变体的人更容易发生随便的性关系、一夜丨情以及出轨背叛。这种“偷情基因”之所以如此厉害，是因为它决定你大脑释放多少“多巴胺”。

所谓的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属于神经递质，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多巴胺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跟愉悦和满足感有关，当我们经历新鲜、刺激或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时，大脑中就会分泌多巴胺。

换句话讲，多巴胺就像一支强效兴奋剂，打了兴奋剂的你，渴望时时刻刻都能经历如同吃到绝顶美食和爱爱极致高丨潮到来一样的销魂，美妙不停歇。

风流不忠或是基因作怪

该研究称，具有“不忠”基因多巴胺受体DRD4的人，更热衷冒险和刺激，他们的大脑释放比常人多的多巴胺。所以，一般人在经历了在云中的美妙后，都会很心满意足的着陆。而具有“偷情基因”的人，着陆后立刻想再来一遍，一遍又一遍，重复不间断，乐此不疲。

姐妹们可能会问，是不是这种人经历的情爱更销魂呢？NO，情爱中的Feel大家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只是，有“偷情基因”的人，个个都是追求刺激冒险的人，想要无时无刻都身处刺激中。为满足自己对多巴胺的狂野渴望，尽管可能正身处热恋，对爱人海誓山盟，同时却为制造刺激而不惜出轨偷情背叛。

25%的人携带偷情基因

更为煽动性的发现是，大约25%的人拥有“偷情基因”，这类人比其他人出现不忠行为的几率要高出一倍多。

这种人的体内可能有两股力量同时起作用，一种让你对另一半忠诚，另一半则挑逗你不忠诚，就像身体里同时住着两个小人，一个贞洁忠诚，一个风流淫荡，所以当你听到“我是真的爱你”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出轨偷情”时， 或许也不全是狡辩，的确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当然了，“偷情基因”的研究目的，不是在为风流鬼们开脱，只是希望发现他们偷情的动机，以求更好地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无论如何，像文章开头里提到的张某案，未免走向了极端，我们反对以任何的名义，对他人施以暴力。

如果你打算做一个偷情者，基因作怪不应成为你的借口，在对可能带来的后果做个权衡之前，最好管好你的下半身；如果你是偷情的受害者，如果你打算原谅Ta，最好能坐下来好好和Ta谈一谈，搞清楚这段感情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并共同努力加以改善。

偷情出轨许是基因作怪，风流不忠也会遗传，亮瞎眼的真相，你还Hold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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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嫖客都追求嫖小姐多多益善。这不是什么道德原因，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爱情问题。因为这样的男人没有一个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或者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或者他们已经对死去活来的爱情产生了幻灭。

请不要轻视这最后的一条。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嫖客的主力军恰恰是已婚男人，而不是那些理应更加饥渴、更加胆大、更加“情有可原”去嫖娼的未婚小伙子们。

这是为什么？是爱情在作怪。小伙子们可能还在信奉着和追求着死去活来的爱情；他们知道小姐那里没有，所以不大会去找小姐。已婚男人呢？当然更加知道小姐那里没有这东西，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在婚后看破了爱情的红尘，所以恰恰因为小姐没有那种死缠烂磨的爱情，他们才去找她们的。

也就是说，爱情虽然是嫖娼的天敌，虽然真爱必然产生性的专一；但是如果把爱情拔高得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它就会成为嫖娼的催化剂了。您还别不信。19世纪，正是西方社会把爱情抬到历史上的最高峰的时期，可是那时的妓丨女也最多。20世纪中期以来，恰恰是在一些中国人所攻击的“西方性革命消灭了爱情”的时代里，发达国家的妓丨女却大幅度减少了。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西方社会对于爱情的观念已经超越了既往，发生了我们许多中国人死活也理解不了的根本变化－－有爱就应该有性。这样，由于不能与所爱之人有性而涉足性产业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在当今中国，对于爱情的幻灭，往往也来源于对“浪漫情爱”的过度崇拜。

在“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的基本爱情观是什么？是“夫妻恩爱”和“相濡以沫”。我们最伟大的爱情史诗，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他和她爱来爱去，还跟王母娘娘斗来斗去，到底图个什么呢？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家以后又干什么呢？是“你挑水来我浇园”。

反过来看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最恨的人是谁？是陈世美。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犯了欺君之罪，而是因为他违反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婚姻至上）的第一项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成家过日子”（生存共同体至上）的第二项基本原则，还违反了“相敬如宾”（恩爱至上）的第三项基本原则，最后则是违反了“虎毒不食子”（亲情至上）的第四项基本原则。如此恶人，实在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一直讲究的是“恩恩爱爱”。为什么恩在前，爱在后？夫妻之间，何恩之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几千年来实在是活得太苦了。一个贫女如果能够找到婆家，就等于有了供养者，所以叫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丈夫对她当然是恩重如山。反过来，一个女人如果肯嫁给一个穷小子，给他稳定的家庭生活、子孙后代和规律的性生活，那么他怎么会不感恩呢？这就是爱。随后，以这样的爱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夫妻，怎么会不拼命地维系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呢？

可是自从“五四”以来，大多数中国人的爱情定义已经至少被大部分地“西化”了。[1]结果，越来越多的男女根本不知道“恩”为何物，反而口口声声说“跟你结婚是看得起你”。结果，“浪漫情爱”被推崇到了极致，害得我这岁数的人上网一看，里面的爱情诗文之多之璀璨，实实令我无地自容。

其实，中国人多少有些搞错了。

西方的浪漫情爱产生于11世纪。那时，欧洲仅有的有点文化和精神需求的男人，只有骑士阶层；他们所能看得起的仅有的女人，只有贵族的妻女。可是，欧洲的等级制度森严到上级贵族可以杀死下级贵族的地步。骑士只是兵头将尾，是最低的等级，往往连贵族都算不上。他们即使疯狂地爱上贵族的妻女，也不可能斗胆迈过雷池半步。结果，他们不得不浪漫起来，形成了四大特征：一是爱情只在于追求，不在于结婚（其实是可望而不可及）；二是爱情只讲心灵沟通，不谈俗事（其实因为一切非情感的要求都是痴人说梦）；三是男追女，而且无性，而且一定要有许许多多矫揉造作的表面礼仪（其实是男的怕稍有越轨就被杀头）；四是爱情中有浓烈的自虐倾向，似乎失恋比结婚还美好（其实是弱者只敢打自己的嘴巴）。

一千年来，这种“浪漫情爱”一直在欧美徘徊。最早的情史是《罗兰骑士之歌》，描写一位欧洲骑士只闻耶路撒冷的公主之名就爱上了她（第一原则），宁可放弃一切也要去见她一面（第二原则），在历尽内心的煎熬和外界的千难万险之后（第四原则），终于静静地死在公主的怀抱之中（第三原则）。这一切，被欧美人不断改头换面地写进一切通俗文艺作品，直到《泰坦尼克》达到顶峰，还捎带着赚了中国人不少钱。

把这种“浪漫情爱”与中国的“夫妻恩爱”一比较，您就知道我们现在究竟为什么烦恼了。婚前，恐怕很少有人不信奉“浪漫情爱”，可是婚后，也很少有人不需求“夫妻恩爱”。结果，我们等于硬让苹果树结出桃子来。同样，用不着花钱的时候，您尽管浪漫去吧；可是一进家门，您恐怕就会觉得还是恩爱好，至少可以省点钱。结果，我们几乎人人都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脑袋已经钻进了七彩云霞，脚丫子却仍然撑在烂泥里。

这种状况，不仅是当今大多数婚变、婚狱或者情变的深层原因之一，而且也是至少一部分人对爱情产生幻灭而投入性产业的原因之一。这也不论男女，只是男人尤多尤甚。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这种“浪漫情爱”与“夫妻恩爱”的冲突，干脆两个都不要了。当然，谁都希望“一个都不能少”。可惜在电影之外，做起来就难了。

（原题：中国婚姻烦恼之源：浪漫情爱与夫妻恩爱的冲突。受权转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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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幅漫画，这是一个夫妻间的故事：女人对男人坦白：“老公，非常抱歉，我已经红杏出墙了。”看到男人悲愤的表情，女人用一首歌进一步解释道：“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是无法防备自己…”“你这是对我的背叛！”男人愤愤道。“我也不想背叛你，可我更加不想背叛我自己。”女人很心安理得的回答。男人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人要么是背叛自己，要么是背叛别人，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背叛别人。”“老公，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女人愉快的跑掉了。

我不知道漫画家最早画这组四联漫画时是怎样的想法与倾向，我看后最深刻感受的，是针对人类现有的关于婚姻与爱情的定义中自相矛盾与荒谬之处的反思。

一方面，我们崇尚爱情，认为“爱情价更高”，同样也认为“真情难以抗拒”，以爱情的名义是崇高的。但另一方面，社会主流道德对婚外恋仍然很不宽容，仿佛婚外恋不是爱情，仿佛一个人结婚了就意味着爱情也贬值了，不再具有“真情难以抗拒”的权威性。或者，认为爱情是不会变的，爱上一个人之后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爱另一个人。

所有这些，都源自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婚姻的权威不容挑战。
所谓谴责婚外恋，是基于两个前提：一，爱情不能变；二，结婚之后就不能再有爱情。这在人际交往相对少的农业社会是可以做到的，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正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我们已然看到，大多数民众对婚外恋更多持一种中性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过去那种一味谴责“第三者”的舆论导向已然破产。

爱情本身是一种情感活动，而情感活动是流动的，是受各种因素制约处于变动中的，所以爱情不能变的假设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调侃地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其次是狗对主人的爱，再其次是情侣之间的爱。听起来像在咒骂爱情，其实正说中了爱情这种本质上是基于性吸引的两个原本完全陌生的男女之间的感情的实质。母亲对孩子的爱基于割不断的血缘，狗对主人的爱基于一种感恩与依附，而情侣间的爱则完全是基于利益的权衡。凭着一本《家庭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爱情与婚姻都是建立在利益权衡基础上的感情，是经济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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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开利益的权衡，单纯从人性的角度看，现代社会也令一份期许长久的感情危机四伏。人的寿命延长，生活变化太快，信息多元刺激，人的心灵与现实都处在变化中，不断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接受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人的情感不变才怪呢。情感的产生与否完全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自然过程，与当事人是否结婚完全没有关系，也不会理睬所谓道德的规范。这就不难理解，未来社会中我们将越来越面对婚姻的脆弱性问题。中国社会进入了西方许多国家二三十年前便已进入的离婚高峰期，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直接相关。

所以漫画中的女性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婚姻的义务而背叛自己的爱情，还是为了背叛一份真爱而放弃过时的旧爱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有人喊彩有人贬斥。

面对剧烈变化的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一次观念的转变。转变我们的婚姻观、爱情观、性观念，甚至我们整套的伦理道德标准。

那位叫喊被“背叛”的丈夫，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背叛指的是什么。是指感情上的背叛，还是生理上的背叛。如果是前者，我们说，爱情是可以变的，爱上Ｂ而不再爱Ａ，不能算背叛，只能算移情别恋。如果是指身体，我们要说，他实际上在鼓吹性的占有观念，认为妻子是男人的财产，在提倡这样一种论调：丈夫拥有妻子身体上某一器官的专有使用权。这正是男权文化下加在女人身上的附属与奴隶命运。

所以，如果你的配偶或恋人移情别恋，不应该简单地抱怨被背叛，因为我们原本便不是谁的信徒或奴隶，而是两个平等的，基于某种目的走到一起的合作者。如果我们的合作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或者其中一人遇到了一个更好的合作者，我们的关系就会被动摇。

我无法设想出人类未来的情爱格局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简单地视另有所爱的一方为背叛者、负罪者的思维，注定会被抛弃。当自己另有所爱时，能够明确地告诉配偶，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我们面对挑战，一味地道德谴责与伦理强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能顺应变化的时候，寻找人类的理想前途。想当初人类由原始群婚到对偶婚再到一夫一妻制，便是传统面对变化的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

（文/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特约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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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人为井喷的“二奶”现象大喷口水时，美国高官的“小三”事件同样引爆媒体。虽然中美高官故事不尽相同，出轨却是超越种族与文化的普罗现象。

重口味的西方文明

暂不提中华帝王的荒淫史，西方先祖同样有着好色的传统。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立教之本的《旧约全书》充斥着通奸——从阿伯拉罕到大卫到所罗门……要想找出个“清白”的先知还真有些难度。何止通奸？同性恋和乱伦也是突出的主题。看一看索多玛城中的男人们和罗得父女的表现便能一目了然。

虽然不象《圣经》那样充满说教，古希腊神话的重口味程度并不亚于《旧约》。宙斯本人（神）就荒淫成性——尽管家中有个醋坛子赫拉百般阻挠，他仍是软硬兼施与天上人间的女子们媾合，播种四面八方。众神之首已这般，更何况其他神祗？古希腊神话和《旧约》均是集色丨情与暴力于一体的儿童不宜读物。背叛、嫉妒、复仇和赎罪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渊源，也让后人在惊骇中看到自身的软弱。

管不住自己的政客

据说肯尼迪总统曾和500个左右的女性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每当兴致来潮，他就让情报部门帮他押妓进（白）宫。相比之下，克林顿的偷鸡摸狗则是小巫见大巫。虽然美国选民强烈要求政治领袖生活作风端正，美国媒体也有见风便起浪的本领，在如履薄冰的压力下，政客们仍管不住自己而丑闻频出。共和党某议员曾说，如果华盛顿每个有过外遇的官员都必须辞职，美国也就没有政府了。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已故的荷兰亲王伯纳德（朱丽安娜女王之夫）、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等西欧的高官达贵都曾有过绯闻。然而，相比喜欢上纲上线的美国，西欧民众则要显得“成熟”许多。当密特朗的情妇携私生子出现在他的葬礼上，法国人民不仅没有大掉眼镜，还大度地接受了她们。密特朗的政绩也并未因这个“污点”而被削弱。同样，伯纳德的数名情妇和私生子远未如他的受贿丑闻那般让荷兰民众激动。

繁殖最优化

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去看，男性运用钱权追求年轻女性和女性献身高官达贵是自然选择、物种繁衍的表现。大卫•布思 (David Buss) 在《欲望的进化》一书中说，在所有文化里有钱有权的男性都能吸引并享用年轻女性。当男性看到年轻性感的女子时，雄性荷尔蒙告诉他要在第一时间使女子受孕，以防其他男性抢在前面播种。同样，在雌性荷尔蒙的影响下，女性则选择能够够供养保护她和后代的男性，而钱和权则是一种保护机制的体现。

可见，“小三”不仅是社会现象更是生理现象。从生理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貌不惊人甚至悚人的高官达贵会有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送上门去。且不论这种组合中是否有爱情——情和欲的界限太模糊、太微妙，只有当事人才明了——最根本的性吸引一定是有的，否则这种“不正当”关系即使发生也很难维持。

中式小妾、西式情妇

“小三”现象固然为生物性使然，不同文化在外遇上的表现仍有差异。中国官员流行包养。据统计，90%以上的贪官都包养情人，不少采取长期包养，包养数个甚至数十上百的也不鲜见。且情人年龄普遍走低，大多为二十几岁的单身女子，也有十八九岁的。相比较，美国官员则爱偷吃“窝边草”。他们的情人往往是圈内独立自强的事业女性，不一定年轻，也不一定单身。如前中情局局长的情人（他的传记记者）就是个四十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种差异固然和中美男性的审美趣味有关，但更多是政治环境所致。中国官员普遍想做皇帝，当不了皇帝至少也要当个显贵，也就是说即便不能拥有后宫三千也要有个三房四妾。宫女和小妾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自然是年轻貌美。美国官员则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况中。他们最怕被曝光，从而丧失政治前途，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没有人证物证的安全方式来“偷”。包养自然是行不通的，就连电话和邮件也要小心。什么样的人最可靠呢？当然是对自己有意思，成熟又懂事的身边人了。在各自的环境下，中国官员更钟情于拥有，美国官员则更倾心于幽会。

（文/岳韬 旅荷作家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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