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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情谊远不止“宫斗”，她们相互支持，争取更平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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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梆
上一期我们讲了
《千百年来，女人为什么“宫斗”不休》
但女性间的情谊
远不止斗争
还有相互扶持
争取一个更平等的未来
19世纪初叶，英格兰西部小镇Cradley Heath曾以铁链业著称，火车，轮船，发动机……工业革命的大齿轮得以疾速运转，几乎全靠它。可锻造铁链的工人，待遇却极具低下。男人不需要看护老人孩子，一般都去工厂里上班。女人只能待在家里作业，炉灶旁摆只小板凳，地上摆几把锤子，便算是家庭手工作坊。
空间逼仄，铁灰扑面，老人在一旁咳嗽，小孩儿满地乱滚。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刨几根木条，后院里搭出一只棚子，便算是工棚。夏天还好，雨雪天，工棚里的雪泥黑暗潮湿，寒气渗入木板鞋底，一家老小，脸颊和手掌都是冻肉色的。
Martha是个小女孩，不到12岁便已出落成一头吃苦耐劳的小毛驴。只要不上学，就在工棚里帮母亲干活。Martha的父亲在一家大工厂里，为造船业锻造粗壮的大链条。Martha和祖母，母亲，两个小哥哥则在后院的工棚里打磨小链条。每周五，收购商派来肥大的监工，收购一周的劳动果实，临走时拍拍肩膀的铁灰，丟下几枚硬币。
彼时，英国男工平均周薪是26先令，女工只有11先令，而这些在家中打磨小铁链的妇孺们，却只有5-6先令，还一刻不能休息，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至少工作54个小时，而这点薪水，通常交完房租后便所剩无几。去肉铺买肉，挑到好的，也只能问问价格，过下眼瘾。此外，工棚作业还有一个致命之处——与世隔绝。棚子向雨雪敞开，对外界却是封闭的，打铁的噪音淹没了一切。在如此封闭的劳役环境里，女工们要组织起来，联合向资本家讨薪，此中困难，可想而知。
1910年七月的一天，Martha家的工棚来了两位年轻女人。一位是Julia Varley（1871-1952），和Martha一样出身贫寒，12岁就开始在磨纺厂里做童工，15岁即被选为北英格兰Bradford纺织女工工会的部长。1909年，Julia Varley移居伯明翰，组建了英国女工联合的分支。她看上去美丽而刚毅不屈，闪着两只猫头鹰似的大眼睛。
Julia Varley
另一位衣着考究，温文尔雅，话中夹着苏格兰口音——她就是彼时大名鼎鼎的女权运动家Mary Macarthur（1880-1921）。和在场所有女人们都不一样，她出身于Glasgow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掌管着一家布料厂，受过良好教育，还在德国留过学。1901年，从德国归来，在父亲的布料厂里管账的她，偶然听了一场针对血汗工厂演讲，于是便加入了工会。在此后若干年里，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妇女参政权运动。
和某些上流社会的妇女参政者所持的观点不一样，她强调选举权不该只归有产阶级的女性所有，而应无差别地赋权和普及。1903年，她成为英国妇女商会联盟的会长。1906年，她开始着重“家庭手工作坊妇女劳工”的切身利益，为改善她们的待遇，她还建起了反血汗工厂联盟。
Mary Macarthur
为了收集证据，她四处探访。在伦敦的贫民窟，她发现了一个靠做钩针活维持性命的白喉病女孩，家徒四壁，连被褥都没有，而一块手工钩花蕾丝，收购价竟然只有1便士。造访结束后，Mary Macarthur也染上了白喉病，在医院里待了六个星期。1907年，她带着厚厚一叠案例，走进了下议院。她的坚实证据和慷慨陈词，让每一个在场的议员们无处可逃，最终不得不通过“妇女最低工资法案”。
此刻，Mary Macarthur来到Martha家里，对工棚里目瞪口呆的女人们宣布道：“今年8月17日起，你们的薪水将提升一倍。链条业董事会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加薪要求……”Martha的祖母也是苏格兰人，Mary Macarthur的苏格兰口音，却丝毫没激起她的表达欲。经历过太多失望，她永远不会在鸡下蛋之前就开始数鸡蛋。但Martha的母亲却听得十分认真和动情，事后还在肉铺里相中了一块好肉，一心指望提薪之日，可以将它买回家。
英国女工联合会 徽标
然而翘首以盼的提薪之日却没有如期到来，Mary Macarthur并不气馁，只是改变了策略——看来只有把家庭作坊里的女工们全部联合起来，才能打赢这场劳资战。为此，她想到了全民捐款，用捐款来支付罢工期的女工薪水。
Martha和母亲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她们穿上了只有做礼拜时才舍得穿的衣服，戴着礼帽，拎着锡桶，和其他女工一起走上了街头。令人惊喜的是，在伯明翰火车站，不仅站长主动捐了款，蜂拥而出的乘客们，亦向锡桶里投掷了硬币。为了获得更多的捐款，Martha的祖母也渐渐变得跃跃欲试起来，毕生活在失望里，从不奢求改变的她，某天突然抢在镜头面前，露出被劳役榨干的瘦小身影——几天之后，她的照片便上了全英大大小小的报纸。
Mary Macarthur带领女性群体进行罢工抗议来维护女性权益
Mary Macarthur还想到了一个时髦的主意，她拍摄了一部铁链女工生存实况的纪录片，并把它搬上了银幕，在电影院里，近1000万 观众观看了那部影片。宣传效果良好，仅捐款的头几天，她们便筹到了200先令，相当于40位家庭作坊铁链女工一周的薪水。不仅Dudley的矿工会，苏格兰店员联盟会，伦敦的社会主义联盟会，Ayrshire的工党组织等等，全部慷慨解囊，就连伯明翰的巧克力大亨George Cadbury，也承诺每周捐款5英镑，直到胜利那天为止。
5先令一周的罢工费，几乎和开工一样多，越来越多的铁链女工们便加入了进来。队伍愈渐壮大，同年9月1日时，已达650人。那些从未真正离开工棚，从未真正有过社交生活的女人们，在长达数日的斗争里，不但获得了认识同行的机会，还彼此成了好朋友和好战友。她们拎着锡桶，走乡窜镇，一路高唱，所到之处，整个村镇的人都跑来助阵。就连教会的牧师们，也摊开掌心为她们祈祷。
Geroge Cadbury 当时每周捐助5镑的巨款支持
10月18日，Martha坐上火车，和她的同学Lily一起去临镇的火车站募捐。彼时已经是罢工的第三个月，深秋的英格兰送来带刺的寒风，Martha和Lily不得不紧挨在一起，互相取暖。
苦难并非没有尽头，一周之后，Mary Macarthur召开会议，宣布加薪请求全面通过，铁链女工们将获得双倍的周薪。与此同时，英国工会的规模也壮大了整整一倍。
这是英国女权运动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它展示了“姐妹情谊”的巨大可能性。当一个共同的目标（选举权，教育权，同工同酬权，带薪产假权等等）被确定之后，女性之间便极有可能（抛开古老的，横亘在女人之间的敌意），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站在一起。
停止剥削我们的劳动力
“姐妹情谊”不仅会自发地绽放于同一阶层的女性之间（比如出身贫寒的Julia Varley和Martha），有时还会超越阶级阻碍，生发于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比如中产阶级出身的Mary Macarthur和铁链业女工）。
超越阶级的姐妹情谊尤其困难。为什么呢？
在《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姐妹情谊：女性中的政治团结)》一书中，美国女权主义者Bell Hooks 将其原因或多或少地归于出身论：“阶级是女权主义者的中心议题……满怀社会主义理念，并常常直言不畏的女权主义者们，虽然强调过这个议题，但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却未能有效地减少女性之间因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冲突。抛开她们的理念不说，她们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总是时不时地，被她们（天生）所拥有的特权左右。”
“出身论”固然强大，却不见得就完全牢不可破，尤其对追求平权的女性而言。比如上文提到的Mary Macarthur，就会毫不犹豫地，在“阶级赋予的优越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之间，选择后者，并至始至终站在女工们的行列；不单Mary Macarthur，英国社会改革家，出身优渥的Josephine Butler，也曾单枪匹马，多次夜闯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灯区，解救染上了重病的妓女，而且一次次上书议会，反对颁布到妓女身上的非人政策。
Josephine Butler 解救妓女的骑士
埃及诗人Doria Shafik，出身中产，16岁就获得了法语学士学位，此后又拿到了巴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可这并不妨碍她将余生全心投入埃及的妇女解放运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似乎都在极力说明，“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女性突破阶级堡垒，建立姐妹情谊的精神基础。
埃及诗人Doria Shafik
像铁链女工那样联合起来，争取女性权益的故事，在女性抗争史上层出不穷。今天，在各种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当代女性们发展出了数不清的Network。从现实世界到网络，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政府组织到非政府组织，不同种族，不同年龄， 不同阶级，不同学术背景的女性们，为了创造一个男女平权的生存环境，正马不停蹄地组建着线上线下的纽带。
“女性之间的纽带”，一如美国诗人，女性主义者Adrienne Rich所言：“它最可怕，最不确定，却同时也最具改造世界的潜力。” 而“姐妹情谊”便是这纽带中最神奇的黏合剂。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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