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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梆

  • 女性努力千百年,争取一个不生孩子的权力

    女性努力千百年,争取一个不生孩子的权力

    不生孩子的权利
    Shutterstock/Emily fr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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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努力千百年,争取一个不生孩子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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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胎,听起来只与女性的身体有关。在千百年的历史里,女性却无法自由选择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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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编者按:近几年不断有活动家争取、抗议,只为女性自由堕胎的权力。子宫属于女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从未真正属于女性。堕胎本该天然是女性的权力,却至今需要向别人去争取。

    新石器时代起,子宫不再属于女性

    子宫作为生产工具,必须为其社会贡献生产力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

    彼时,人类出于优生学的考虑,确立了乱伦的禁忌,通婚(exogamy)渐成常态。通婚无非两种,一是入赘(Matrilocality),即男方离开自幼成长的部落,到女方的部落安家;二是出嫁(Patrilocality),即女方嫁入男方部族。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没有找到“入赘”被绝大多数原始部族采纳的证明。原因很可能非常简单——男人没有子宫

    没有子宫,少了怀孕和分娩的负担,狩猎,抢掠和征战之类的蛮力活,便落在了男性身上(女性当然也参与狩猎和征战,只是人数上不及男性),再加上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多和年长男性扎堆,极易被“尚武,拜肌肉男”的原始丛林生存法则洗脑,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性。

    果真如此的话,如何确保“好斗的”入赘男忠于他的新部落呢?万一他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完了还逃回出生地,养兵恤民,伺机复仇怎么办?相比之下,女性就显得平和许多。小鸡变大鸡只要16-24周,婴儿到成人却需要16年。艰难的怀胎和分娩,漫长的养育期,再加上原始社会苛刻的生存环境……一切都在不舍昼夜地,加固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因此当时的人相信,出嫁制比入赘制省心。只要生了孩子,女人就会忠于她的孩子,从而忠于孩子的部族。

    因此,比起谷物,骡子和布匹,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构造(拥有子宫),成了人类社会最早的互易品之一。

    女性成为互易品,进入交换市场,在法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者Claude Levi-Strauss的眼里,是“人类历史上,导致女性沦为从属地位的首要原因”。他写道:“出嫁不是两厢情愿的,而是部族之间的交易。”交易的过程,便是女性被物化(Reified) 的过程。物化的物质基础是女性的子宫,即交易筹码。子宫意味着生育力,亦即未来的生产力。那些在生育潜力上被看好的女人,动辄身价不菲。

    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Meillassoux也大致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漫长的孕期和原始年代高发的分娩死亡率,导致了女性(子宫)成为抢手货,并引发了部族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胜者(通常是男性),掳走女人,杀死抵抗者,迫使沉默的大多数为奴,同时把自己晋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战利品的女性及其子宫,便理所当然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从而失去了它(子宫)和它的主体应有的话语权和行动权。

    统治阶级需要生产力,所以数千年来,子宫似乎只有一个功能,生育。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时代(约70000年前),男性比女性普遍长命,多活八年不算稀罕, 而女性从月经初潮到死亡,却只有17年左右的时间(按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30岁计),就这么短短十几年,除了要对抗洪水,饥荒和猛兽以外,她们还要频繁地对抗怀孕和各种可能出现的孕期反应。她们“怀完一个又一个,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月经。”在助产技术基本为零,分娩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如此频繁的分娩不伤身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频繁分娩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和高昂的分娩死亡率相比,根本就是鸡头鱼刺。

    恶劣的分娩条件
    Shutterstock/sfam_photo

    女性的生育,决定权在男性

    从七万年前一路穿越到前现代时期,女性不得不将生命中最宝贵的二、三十年交付给孕期,生个十胎八胎,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曾是一种“常态”。1935年纳粹德国为提高雅利安人的出生率创造的生育营“Lebensborn”,和1940年代非洲的班图(Bantu)人,为对抗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死亡率,让其妇女人均生育12次,两者之间,在对待“子宫”的态度上并无天壤之别,尽管一个是拥有精密军工技术的现代德国,一个是还在削弓做箭的非洲土著。

    有人也许会说,有什么办法呢?避孕技术不发达嘛。事实上,早在古埃及时代,古埃及的化学家们就已在尝试各种千奇百怪的避孕法。他们相信蜜糖,或滑腻,油性的液体能减缓精子动力,而乳酸则能杀精,因此他们在阿拉伯树胶(acacia)中提炼出了乳酸。他们还想到了鳄鱼的粪便,因为它也是酸性的……没错,当年的避孕技术很不科学,但如果“避孕”被看作一项“子宫福利”的话,它其实完全能够在古埃及炼丹术士的鼓励下,慢慢发展起来的。

    遗憾的是,20世纪以前,子宫基本上没有这项福利的。公元前2000后,人类的性行为模式,便成了统治阶级严格规范的对象。所有的社会(无一例外都是男权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过避孕和堕胎。

    比如在西方,直到20世纪前叶,许多罗马天主教信徒仍坚信“避孕”是一种“本质上的邪恶(Intrinsically evil)。公元6世纪到11世纪,基督教社会对避孕的惩罚是极严厉的。避孕等同于homicide(过失杀人),甚至—口丨交和肛丨交都会被视为过失杀人,刑期3到15年不等。13世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Peter of Spain好不容易发明了26种避孕药,神职人员却把它们一一藏进书里,并盖棺定论:“这些药方绝不予采用。”

    反对堕胎的理论基础看起来石磨般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God’s will(神旨)”。受孕是一个“人类的种子,经神所赐,得神保佑,经由神之手,放入子宫花托的神圣过程”。《旧约》亦说“Be fruitful, Be multiply(请像水果一样丰盛多产吧)!

    神旨是哪来的呢?当然是男信徒捎来的。因为在早期的基督教社会里,只有男信徒才能在神和人之间斡旋。女信徒虽然可以搞些慈善活动,却不能主持祭祀,不能接近圣坛,不能公开授课,不能大声祈祷,也不能为自己的新生儿洗礼。公元二世纪的雅典神学家Clement of Alexandria概括:“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不过男人永远比女人做得好。”

    只要是稍有平等意识的现代人看来,这样的信条都荒谬且令人恼火。然而在彼时的欧洲,从中世纪到19世纪前叶,那些为女人传授避孕法的游医们被当成女巫烧死那些秘密堕胎的女人被判苦修,流放或吊刑。 绝大部分女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神旨”

    中世纪的教徒们普遍相信,胎动发生在受孕40天左右,一旦有了胎动,生命就形成了。胎动后堕胎,就是过失杀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法律普遍规定胎动后的堕胎是非法的——这并不等于说胎动前的堕胎就是合法的,只不过比起流放或死刑,量刑较轻而已。讽刺的是,“因为贫穷挤不出余粮,只好杀死新生儿”这种中世纪普遍的杀婴行为,比起堕胎来,却算不上什么大罪(《Birth Control& Abortion in the Middle Ages》on Medievallist.net)。

    身体的痛苦
    Shutterstock/Albina Glisic

    一天工作16小时,还必须不停当母亲

    节育变成刚需,是从工业革命(1760-1840)开始的。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女性因此得以走出家门,进入劳工市场。根据1883年的一项统计,英国女性在棉花,羊毛,亚麻,丝绸,蕾丝和制陶业等劳工市场中占据了大量的比重。21岁以上的女性就占据了59.5%的亚麻劳工市场,71.3%的丝绸市场,以及37.7%的羊毛市场。但繁重的体力活却没有令她们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待遇,30岁左右的女工所挣的工薪仅为同龄男工的三分之一。生活的艰巨,令避孕和堕胎成了女工们企盼的头等大事。

    根据当时的记载,“女工们每天在窒息的,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里辛苦作业,下班后,还得回到工厂附近破烂的住宅区,回到某只地窖,某个虫鼠为患的贫民窟,或一只没有厨房和饮用水的木棚里。食物是一丁点培根碎肉加土豆。在这样的环境里,频繁怀孕,意外流产,死胎或婴儿夭折,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她们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即使男孩们能侥幸活到五六岁,也难逃矿地童工的命运,女孩们则被送进纺织厂,每天工作16个小时。”

    在1833年的那次统计里,年龄12岁以下的女孩,占据了英国51.8%的棉花劳工市场。 

    然而,为了捍卫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应该像维多利亚女王(女王生了九个孩子)看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19世纪初的英国法律不但不放松堕胎政策,还加重了对它的惩罚。1837年,The Ellenborough Act删除了自13世纪以来“胎动前”和“胎动后”的界限,不管什么时期堕胎都一律严惩。

    堕胎是一部属于全体女性的血泪史

    1861年,堕胎的最高判决为终身监禁。贫困女性为此痛苦不堪,有些人却把这层女性苦难归咎为“穷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够节制(Lack of sexual discipline)”。堕胎无门,不少女人只好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再送到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或医院里去。19世纪,单伦敦弃儿医院(Founding Hospital),就收留过约4500名女性的弃儿。

    当时,有一位名叫Francis Place的英国社会改革家,出于悲悯,四处游说,向女人们推荐一种简单(粗暴)却似乎有效的“避孕神器”——一只像小球那么大的海绵,加点润滑剂,栓上一根丝线,便可推进推出,且对阴道和个人健康都“无损伤” 。据说这只“海绵球”曾帮助过一些女性度过难关。19世纪中下叶,橡胶避孕套在英国小范围内地普及了起来,但只有中上层阶级的男人才比较愿意用它,其目的,与其说为了避孕,不如说为了防性病。海绵球也好,避孕套也好,因受众狭窄,它们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女性对避孕和堕胎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地下堕胎市场便像暗井般冒了出来。

    地下堕胎市场五花八门。比如在英国,受悲剧事件“谢菲尔德金属水管含铅毒并导致胎儿神秘流产”的启发,包含了大量铅毒的“铅膏”流行了起来,直到一战前,铅膏曾一度是英格兰地下堕胎市场惯用的杀手锏。除了铅膏,还有毛线钩针。1923年,在德国的New Brunswick,当地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钩针堕胎事件”,Emily Frontin,一位年轻的女性,在“被钩针”后出现伤寒等并发症,抢救无效,香消玉损。

    82岁的英国女士Diane Munday曾对《独立报》(2017.3.30)讲述过自己的堕胎经历:“(1950年代)女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堕胎,喝漂白剂,推挪沉重家具,用钩针等等,或求助于地下堕胎市场。那里面的从业人员谈不上专业,她们也许有过一些护士经验,或曾在医院工作过……因此死亡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逃避警察追究,也为了保全家庭名誉,有的医生们会在死亡证明上把‘非法堕胎’改为‘意外流产’。” Diane Munday 认识的一位女裁缝,就在地下堕胎市场里送了命。做此营生的女人们,倒不是存心要杀人的,只是社会禁忌太坚硬,女性地位太低下,而技术条件又太落后。

    在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Mike Leigh的作品《Vera Drake》中,Vera Drake就是一位帮人堕胎的地下游医。Vera Drake暗地行事,不收一分钱,也不多说话,在1950年代初的英国,Vera Drake那样的女人,就像穿着黑衣的天使,漂浮在贫民窟上空。尽管影片最后,她还是被判了18个月的监禁。

    1950-1960年代初,近10万英国妇女曾求助于非法堕胎市场。同一时期,美国亦有近百万女性铤而走险,进了黑市。1936年到1955年的俄罗斯女性,其遭遇也是一样的,斯大林绝不容许堕胎;为增加人口,1950年代,我国也曾将“禁止堕胎”写入立法,后来人口暴涨,对待堕胎的态度才逐渐松弛下来。

     

    女性还没有自由
    Shutterstock/Antonio Guillem

    我们自由了吗?

    感谢19-20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亦感谢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1967年,英国(除了北爱尔兰)终于实现了堕胎合法化,只要在约28到24周内堕胎,刑法将不予追究。同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也首次实现了美国境内堕胎非罪化。1970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深入,西方国家不得不将女性的堕胎权和生育权置入首要议席。目前,世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已经获得了堕胎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百年抗争取得的果实,可以做成一只草莓蛋糕,放入历史的冰箱永久保鲜。权利是无法保鲜的。你不用它,不捍卫它,它就可能比草莓还要速朽。

    当川普说:“我憎恨堕胎,我憎恨它。我憎恨一切支持它的理念。当我听到人们在讨论堕胎权,我就全身哆嗦(NBC,1999)”;当他当选美国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鄙视,对回归“白人基督教称爵年代”的热望时,堕胎非法化,没准会像近年的波兰那样,被极右政权重新推回历史的阴暗舞台;同样的可能性,在1983年就已实现了堕胎合法化的土耳其,则变成了现实:2015年,37家土耳其国立医院中只有3家肯为女性做堕胎手术(《卫报》2015.2.4);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好不容易宣布了堕胎非罪化,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选,却选出了简直可以和川普媲美的极右派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至今,世上仍有37个国家不允许堕胎,在那些不能随便出声的地方,女人们的子宫仍被牢牢地掌控在男权,教条和政客的手里。

     

    参考文献:

    《A Working Hypothesis》 from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by Gerda Lerner 1986

    《Engels Origin》p218

    William T.Divale 《In World Archaeology 4》,1972

    《Sex in History》 by Reay Tannahill p44

    《Middle Assyrian Laws》by G.R. Driver & John C. Miles

    《Symbols》 from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by Gerda Lerner

    《The Great Debate》from 《Sex in History》 by Reay Tannahill p409

    《Women Workers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by Joyce Burnette

    《The Victorian Woman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Babies》by Joanna Moorhead

    《The Great Debate》from 《Sex in History》 by Reay Tannahill p410

    《Abortion in the 1920s》on UNB

    《Birth Control& Abortion in the Middle Ages》on Medievallist.net

     

    (文 / 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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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样是出轨,女性付出的代价却比男性高许多

    同样是出轨,女性付出的代价却比男性高许多

    在绝大多数国家, “出轨的女人”与“失职的母亲”之间,仍划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红色的等号。

    女性出轨时的最大恐惧、困境与焦虑是什么?女性出轨的代价为何比男性高那么多?今天这篇文章,作者以诺奖得主门罗的小说为例,认为其探索了文学女性的困境和焦虑,例如害怕因出轨而失去孩子。这种恐惧反映了塑造女性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期望以及性别角色。在《抵达日本》中,她描写了一位女性因短暂的婚外情而导致女儿失踪并最终找回的痛苦经历,凸显了社会对母性出轨不同于父性出轨的严厉评判。门罗的作品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在社会限制下为身份而挣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情感和道德领域。让我们从诺奖得主门罗的作品入手,谈谈出轨女性的失子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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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门罗小说中的女性,大多不是走在刀锋上的女权主义者,她们不会像 Emmellin Pankhurst (1858-1928,英国女性选举权的领袖)那样用绝食,砸玻璃窗和埋炸药的方式对抗歧视与不公。她们亦不是“D.H 劳伦斯笔下那种芦苇般任凭水流从身下穿过的柔顺女人(门罗语)”。

    她们是徘徊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女人,带着一颗驿动的心独自上路,平静的皮囊底下藏着骄傲,激情,悲伤,怨恨,自卑,胆怯,焦虑和恐惧,以及既来自基督教文化深处,同时又包涵了反清教主义的审慎的自省。

    比如门罗写女性出轨,读者很难在门罗的小说里看到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为女权主义津津乐道的反抗原型,门罗的重点亦不在婚姻双方的角力和对抗上,她也不会借上帝的视角做判官,量化出婚姻生活里的孰是孰非,更不会像私家侦探那样扒小三。

    事实上,她对每一个被牵连的人几乎都赋予了等量的怜悯和同情。当然,她最同情的还是自己的女主人公,因为女性出轨的代价,不管放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比男性高出太多。

    《抵达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门罗式的出轨故事。

    女主人公Greta是一位诗人,她嫁给了称职,沉闷,一切遵循实用原则的工程师Peter。蛰伏在Greta头脑中的浪漫风暴和她每日必须承载的庸常,像两截各自闭关自守的车厢,之间栓着一条锁链,硁硁磕磕地行驶在她的人生轨道上。

    有一天,Greta去参加一个文学聚会,没有人特别在意她,除了一个叫Harris的男人,他还把几乎醉倒在角落里的Greta送回了家。 他们双双已婚,所以他克制住没有吻她,而她却对他念念不忘,还写了一封信给他,里面只有一句话:“写这封信,就像将一张纸条塞入漂流瓶,期望它能抵达日本”。

    信寄出后,Greta带着年幼的女儿登上了去多伦多的火车,表面上是去给某位外出的朋友看守房子,真正的目的却是期望能与Harris 再见一面。在长达三天的火车上,Greta偶遇一位男演员,做了一场放纵的爱,然而当她回到车厢时,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在这里,门罗细致地刻画了她的失子焦虑:“她像是疯了,她一把掀起枕头,仿佛它能藏住一个像她的女儿那么大的小孩……她几乎不能动弹,身体和头脑一片空白……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的……”

    最后,在两截车厢之间,在一块哐啷作响的金属板上,Grate找到了发呆的女儿。

    “罪过。她曾将心思放在别处。坚定地,不顾一切地将心思放在孩子以外的世界。罪过。”

    冒了一场道德险,也遭到了几乎致命的“惩罚”,故事本该可以在此结束了,然而门罗却继续写道:……母女俩告别了男演员,火车终于到站了……有个人接过了Grate的行李,还吻了她。

    那是一个坚定而喜不自禁的吻,而这个吻她的人正是Harris。短暂的震惊过后,Grate的内心便被某种巨大的颠覆感占据了。她试图拉住女儿,可女儿却从她的手里挣脱开来……最后,她没有逃避,她站在那里,听天由命地等待接下来的一切。

    门罗把这个故事设定在“女权主义还不是一个词(门罗语)”,人们仍沿用旧式英语“poetess”称呼女诗人;女人谈论政治甚至会令丈夫失去晋升机会的时代。

    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用比利时精神治疗师Esther Perel的话来说,仍遵循着一种古老的,以权力大小划分的等级原则:男性服从于比其地位更高的男性,女性则服从于男性。

    女性的出轨无疑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挑战,所以那个年代的出轨故事多少都有点《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 )》的悲剧色彩, 人们虽然不会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将出轨的妻子送进宗教裁判所或精神病院,但大多数人仍旧只能接受“发乎情,止于礼”式的小插曲,越界是不可想象的。

    而《抵达日本》里的Grate显然越界了,像是对那个苛刻年代掷出的一声闷响。

    门罗说:“我们这些30年代出生的女人,结婚很早,还不太懂得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就结婚了。然后便是孩子,孩子们长大了,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

    门罗自身的经历也大抵如此,她的父亲是一位小农场主,在大萧条的年代里, 艰难地维持着皮草生意和一种低中产阶级白人基督徒的体面生活,母亲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后裔,非常年轻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不得不放弃教职在家养病。

    门罗的成长环境,用她自己的话说:“……‘出风头’或‘自以为聪明’的行为都会被诟为糟粕。我的母亲是一个例外,结果就被(疾病)惩罚了”。

    门罗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母亲,也不止一次用“惩罚”这个词,从中不难窥见“母亲那一代人”带给门罗的深刻影响。门罗的母亲热爱工作,爱出风头,喜欢成为众人的中心,在那个年代算是个异类,但她也难逃时代的局限性,执意要把门罗送到“Sunday School(礼拜日基督教课堂)”。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门罗,虽然也有过叛逆期,中学时代就发表第一部作品,还考上了安大略西部大学的新闻专业,获得了两年的奖学金——但她还是像她的同代人那样,早早就选择了结婚生子。

    20岁那年,门罗嫁给了在学校图书馆遇到了的某位男同学:“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因为没多少钱买吃的,我经常饿着肚子。正饿得不行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巧克力掉在了地上,然后一个男生悄悄地把它捡了起来。望着他犹豫不决是否该把它放回裤袋的样子,我走过去请求为他吃掉这块巧克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门罗语)。”

    不管如何基于两厢情愿和世风习俗,这段婚姻还是未能天长地久,经历了四次生育,一次失女之痛和一场二十九岁的关乎于“写作”的心理危机之后,门罗终于到了一个“我需要质疑一切的阶段”。

    41岁那年,门罗离开了第一次婚姻。那还是1970年代,离婚不像今天那样“理所当然”,尤其对门罗那代人,对那些十八九岁就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来说,离婚意味着一场精神和生计的巨大冒险,也必然会遭遇各种心理困境。

    门罗用登峰造极的悬念艺术,将那些困境布置得像一个个迷人的雷区,雷区毕竟仍是雷区,要穿过它们必然得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抵达日本》里,Grate的代价是“女儿”,万幸的是Grate终于在两只车厢的缝隙里找回了女儿,而在门罗另一部同样探讨女性出轨的小说《Gravel(碎石)》里,虚惊则被升级了,它演化成了一个难以痊愈的创伤。

    《碎石》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的母亲经历了出轨,恋爱又失恋,最后独自生活的漫长历程。主人公在回忆母亲这段历程时,并不全然是欢欣鼓舞的 ,里面有美好的记忆:夏日剧场,树林里的房车,土拔鼠,小狗和雪人……也有致命的危机:狼,浮冰,以及母亲出轨前家门附近那被雪水和雨水填满的碎石坑。

    主人公经常梦到姐姐Caro为了救家里的小狗Blitzee,把自己抛进那只浸满冰水的石坑:“Caro穿着冬天的小棉袄,戴着格子围巾,她那红色的卷发,因泡在水里而渐渐变黑。”主人公的噩梦其实是现实的延伸——Caro确实被碎石坑的冰水淹死了。

    在水中下坠,黯淡无光
    Shutterstock/GlebSStock

    她是怎么掉进去的呢?门罗没有交代。读者只知道Caro总是身不由己地,让小狗带路,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在碎石坑附近玩耍。

    当时她的母亲正身怀六甲,和一个出演过《俄狄浦斯》的演艺爱好者Neal同居在林中的一辆旧房车里。Neal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爱抽大麻,嬉皮笑脸,Caro落水时也没有及时赶去搭救(他后来辩解说,他不会游泳)。

    母亲为什么要出轨? 门罗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母亲当年很年轻,长得像女演员一样漂亮,还经常为镇上的“夏日剧院”做募捐,而父亲是个保险经纪,不太懂艺术。一场争执后,母亲声称肚子里的孩子是情人Neal的,然后就牵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离开了那个坐落在碎石坑旁的家。

    Caro溺水而亡后,母亲结束了她和情人的同居关系,回到剧院,从志愿者到全职员工,最后还当上了剧院经理;父亲再婚了,继母温柔贤惠,并带大了主人公。至于碎石坑,它在很多年之后被填平了,上面盖起了新房子。

    “碎石坑”似乎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一种亲密关系的支离破碎。孩子在其中溺水而亡,暗示着女性出轨的最大险境——“失子焦虑”。不管母亲的离意有多彻底,对新生活,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有多迫切,孩子始终是这场分崩离析中潜在的受害者。

    难道这不应该也是男性出轨的最大险境么?为什么倍受煎熬的总是女人?

    门罗甚少在她的作品里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她是女性,她书写的是一种普遍的女性经验,这种经验与“失子焦虑”和“失子之痛”紧密相连。

    这里面当然有生物性的原因,怀孕的过程如此忐忑漫长,波伏娃在《第二性》里甚至用“戏剧”来形容,“怀孕是一场在女人的身体和自我之间上演的戏剧,一个新的生命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也辨证了女性存在的合理性。

    ”这个过程像花开一样美好自然,却也饱含恐惧:“女人成了各种晦暗势力的玩物(出自《The Second Sex: Lived Experience 》,波伏娃)”,被怀孕的不适和身体的畸变困扰,甚至不得不去面对产床上可能发生的死亡。

    婴儿出生之后,女人还必须得付出无条件的爱,在波伏娃式的想象里,这种爱也许比任何爱都要困难和伟大,因为这份爱全然不涉及回报:“母亲关注着婴儿那柔弱的身体和不可预知的身体语言,试图在咿咿呀呀的结巴里找到遗失的,潜藏的意识(波伏娃语)”。

    尽管受尽苦难,历经了怀孕和分娩的“她”,仍旧不能等同于一个称职的好母亲。波伏娃在此揭开了存在于自然属性之外的,母亲的社会属性——在一个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社会里,对母亲的定义,和她的历史(她良家闺秀还是娼妓),和她与家庭的关系(她是婚生女还是非婚生女,带有嫁妆还是一无所有),以及和她的丈夫(她是否忠于她的丈夫)等等一切息息相关

    一旦涉及到母亲的社会性,男权社会对“母亲”历来是残忍和苛刻的: 古《希伯来书(Hebrews )》说,“父母吃了酸葡萄,孩子当然会牙疼”;圣经第二卷《出埃及记(Exodus20:5))》也暗示,父母所做的恶必将落在孩子身上……字里行间虽然都提到了父亲,但真正受到严厉惩罚的,却往往总是母亲。

    在中世纪,针对出轨女人的惩罚通常是死刑,就不要说孩子的抚养权了。

    Garoline Norton是英国第一位为已婚女性争取到婴幼儿抚养权和财产权的女性。她年轻时曾被丈夫殴打,并以莫须有的“通奸罪”赶出了家门,从此便失去了孩子们的抚养权。她的小儿子从马背上摔下来,重伤而死,她都无法与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义愤填膺的她为争取抚养权几乎跑断了腿,英国议会才终于在1839年通过了她的《婴幼儿抚养权草案》;至于财产权的抗争,则一直延续到了1870年,此前英国女性的财产和孩子全属丈夫所有。

    尽管如此,直到1923年,丈夫仍有权在法庭上要求出轨的妻子与其情人赔偿“精神损失费”并拿走孩子的抚养权,而妻子则无权要求出轨的丈夫赔偿精神损失费,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直至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出轨仍然被视为“犯罪”,这意味着出轨方会届时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在绝大多数国家,“出轨的女人”与“失职的母亲”之间,仍划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红色的等号。

    乔治桑(1804-1876)写道: “人世间只有一种幸福,就是被爱和去爱”。门罗的小说却描述了通往幸福之路的必经之地,那是一片庞大的沼泽地,那里有丰富的灰,极致的痛,和纠结的情感,在那里,女性行走在历史,传统以及现况的沟壑之间,在思想的桎梏和身心的欢愉里难割难舍,而救赎,则是那颗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的启明星。

    门罗笔下女性经验,即使放在一个女权社会里(假如存在的话),也是真实可触,质地坚硬的。女权主义者都应该读她的小说,以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的恐惧,焦虑和困境。

    作者: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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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说,你要亲手给自己破处?

    听说,你要亲手给自己破处?

    破丨除的概念
    Shutterstock/ Roman Samborsk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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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要亲手给自己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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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为什么想给自己破处?你想破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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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编者按:最近后台收到不止一个女孩子问,想要“自己给自己破处”,问小爱,可以怎么操作?

    如果只是想要通过工具来进行第一次插入,小爱当然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啦(请戳想给自己破处,怎么做最好?| 荷小爱请回答)。但今天小爱更想讨论的是,你为什么想要自己破丨处?或者说,自己“破处”,破的究竟什么?

    在中国古代,处丨女膜代表着“贞”,女德中反复强调“贞操”,规训待字闺中的女孩子们要“守身如玉”。其实守的就是这块位于阴道口的结缔组织。若不幸“失贞”,你就完了,羞辱难当,唯有自戕。

    因为贞大于命,因此古代有个非常流行的职业,叫“验贞”。从事“验贞”的女人们又叫“稳婆”,只要接过生就能充当稳婆。验贞时,稳婆会把准新娘脱光,像毒品纠察队一样仔细查看粉末的纯度:牙齿是否白皙,目波是否澄鲜,皮肤是否光洁如玉,乳房的形状是否娇羞酥小……最重要的环节当然是“处女膜是否完好”。处丨女膜完好,不需要长成如花,一般的小家碧玉都能嫁(卖)个百来贯钱(拿宋朝的娶妻成本为例,娶门正房大概得花150贯左右,相当于今天的105000元)。处女膜破了,就算生为公主,贵比蓝钻,也会顷刻间一文不值。

    在西方,处丨女膜“Hymen”则出自原始印欧语,有“缝合”和“喜联”的意思。处丨女膜未婚先破,既不能“喜结连理”,婚姻关系也“将变得无法缝合”。所以他们也有浩浩荡荡的验贞大队,使用的方法比中国古代更奇葩。比如查看乳头形状,乳头大且色深,则很可能不是处丨女;或尿检,尿色浑浊,则很可能不是处丨女等等(见中世纪文献《De Secretis Mulierum》),乳检也好,尿检也好,不管怎样最终都会落实到“处丨女膜”上。

    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男方会在婚前派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女人,特意用工具捅破准新娘的处丨女膜,如果发现处丨女膜未捅已破,准新娘不但嫁不出去,还会被拖到族人当中当众凌辱,受尽皮肉之苦。

    先抛开观念不说,这些验贞的方式最荒谬之处在于毫无科学性可言。如果有必要(似乎总有这样的必要),还是需要再科普一次:处丨女膜并不是一层“膜”,而是一层结缔组织,专业人士为了破解迷思,都建议直呼其学名“阴道瓣”;它并不需要被“捅破”,因为它上面本来就有孔洞,不然每月的经血都找不到出口。

    相应的,因为处丨女膜并不是一层可以捅破的“膜”,所以大部分女性的初丨夜都不会流血;就算有细小裂痕,出血也极其少量与轻微,完全不易被察觉——所谓“落红”,往往是初期性丨交时的紧张导致的阴道出血。

    但“处丨女崇拜”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不仅仅是因为科学知识的匮乏,而是历史更为悠久的男权大背景下的产物。

    启蒙主义运动以前,不论文化,地理,宗教或政治环境如何迥异,对处丨女膜的追捧一直是所有男权社会的共性。因为据说只有确定了处丨女膜的存在,才能确保花大把银子娶(买)过来的女人是“纯洁”的,即未经他人染指过的。被染指过的女人天生“水性杨花”,如何保证她未来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就算生下了儿子,倘若不是自己的,财产继承权的合法性又将如何确定呢?

    当女性被整个社会认为只有婚配与生育的价值时,她们的尊严只能被牢牢地绑定在一些莫须有的东西上,好比“贞操”,或者更具象一些的“处丨女膜”。

    女性的价值
    Shutterstock/eakkaluktemwanich

    今天,感谢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绝大部分的都市女性获得了接受教育,外出工作并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伴侣的自由,越来越多的都市女性亦摆脱了传统贞操观的束缚,不再把婚前失贞视为十恶不赦,也不再把处丨女膜和婚姻前程标上价码,绑在一起。同样,对思想进步的都市男性来说,处丨女早就不是其择偶的首要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对方的性格魅力,教育程度以及经济独立性。

    这种大趋势下,年轻女孩中流行起了手动破丨处——或用工具、或用自己的双手。总之,要把“贞操”留给自己。乍一听还挺英勇的,几乎忍不住要为这些年轻女孩叫几声好。但仔细想想,“手动破丨处”未尝不是另一重的枷锁与圈套。

    因为所谓“破丨处”,是先需要存在一个“处”可破的,对于女性而言,这里的处无非指的就是处丨女膜。但前文已经科普过,处丨女膜的存在,根本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一个本来就可有可无、又毫无意义的东西充满仪式感,岂不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束缚吗?“破丨处”本来就不是用以馈赠他人的礼物,又何来“留给自己”的说法呢?

    更何况,插入绝不是性丨爱的唯一方式。如果以“第一次性”作为所谓“破丨处”的标志,那么如我们所知,很多女孩在非常小的时候已经开启了隐秘快感的开关:通过被褥的摩擦、双腿本能的夹紧、沐浴时花洒的撩拨与刺激……只要曾经因此而快慰到战栗,那么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早已破了处。又或者你曾与人激情热吻、互相抚摸,就算是没有进入,谁又能说这不是性的体验呢?

    所谓自己手动破丨处、把贞操留给自己的想法,或多或少仍然是建立在男权逻辑上的一种反叛——第一次的插入不想由别人来进行,我就要自己来。有这样反骨的女孩当然勇气可嘉。但我更想告诉女孩的是,处丨女膜没意义第一次插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于性而言,安全有意义,清洁有意义,快感和交流是最大的意义。如果你仍然决定插入一下自己,那么我建议你注意卫生、心态轻松,最重要的是,最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才做这件事,而不是为了把什么东西从男人手里夺回来——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你自己的。

    不想把第一次给“处丨女控”,择偶时就多长个心眼吧!那种动不动试探你之前有多少多少个男朋友,被多少多少人“睡过”, 甚至还对你荡妇羞辱的男生,敬而远之就好了,犯不着带着悲壮的心情去和他们斗智斗勇,你说是吧?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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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人们聚在一起时,都会谈什么?

    女人们聚在一起时,都会谈什么?

    女性的谈资
    Shutterstock/durantelal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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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们聚在一起时,都会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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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和社会议题是“男人的话题”?女人只会讨论家长里短?当然不是这样!女人通过叙述与对话,产生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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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如果不外出的话,我都会收听BBC4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的Woman’s Hour(女性时空)节目。我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聆听它,就像二战后最早的那拨女性听众一样。

    但我经常听着听着就彻底入迷。那些声音,女性的真实声音,未经PS, 除去广告腔,从心泉里,从伤口上,从记忆深处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这种感染力是文字不能比拟的,就像钟声,风铃和音乐带来的震撼,有时甚至是生理性的。即便对于那些情感共振力较低,却以赖社会新闻刷存在感的人来说,在网路上读到“某某女性被害”几个字,和通过高清录音技术零距离地倾听哀悼者的哭声,其感受再怎么相似,后者肯定会更强烈些。

    女性的力量
    Shutterstock/Helga Khorimarko

    1946年十月“女性时空”刚播出时,人们还不太听得到女性的真实声音。因为它早期的宗旨是:“给置身于钩针,缝纫,烫衣等家务的女人鼓舞和激励(BBC1960 Handbook)。”

    当时的播音时间是午后2点,因为此时大多数家庭主妇已经完成了洗刷扫擦烫,终于可以坐在椅子给自己泡一杯茶,边做针线活,边等孩子们放学。它的第一个播音员也不是女性,而是艾伦·艾维米(Alan lvimey),英国记者和前英国空军情报员,之所以被选中,皆因其“擅长写女性话题,也深谙和女人说话的技巧”。

    当年的BBC老板们认为:“让男播音员来说话最好不过。女人才不会忍受其他女人的教诲呢!男播音说的话她们才会言听计从,换了说话的是一个女人,她们就会心生怨恨。”——有这样的老板,它的登场围绕着“妈妈的午餐”,“怎样挂老公的西装”,或“女人如何将精心修饰的脸戴在脸上”之类,不足为奇。

    让现在的人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是一档女性节目,女性的生理健康问题却被当作大禁忌。BBC当年的老板之一,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an)说:“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大谈女人更年期潮热,卵巢疾病,子宫切除的可能性什么的,简直让人无地自容!”1946年,“阴丨道(vagina)”一词被该节目首次提及,几乎全民激愤,以至于节目组不得不迅速将其改为“Birth canal (产道)”。

    变化发生在1960年代,经历了1960年代的性解放革命, 砌在“女性时空”上的石墙终于显露出开裂的迹象。六,七十年代,“女性时空”的播音员已基本是清一色的女性,才女辈出。

    BBC
    Shutterstock/seeshooteatrepeat

    其中还有像奥利弗·夏普利(Olive Shapley)那样关心底层的社会主义者。她的第一部广播作品,聚焦运河工人,长途卡车司机,无家可归者,矿工的妻子和酒店员工,因为报道得太深入,还未播出就被砍掉了。她的丈夫因肠胃癌去世,她成为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1949年,她成为女性时空的播音员,拖儿带女去上班,她播音时,孩子们就在一旁静悄悄地剪纸画画。她一次次打破禁忌,讨论更年期和女人独立生活之类的话题。

    1960年代,孩子们长大成人,她把空余的房间腾出来,捐献给“未婚怀孕”的女人做避难所,因为讨厌“未婚”这个词,她便用“unsupported women”取代了它。63岁,她开始穷游,花很少的钱,独自环游了大半个世界。1970年之后,英国主流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生子不再虎视眈眈,她的房子逐渐空旷,1979年后,她干脆把它改成了“越南船民接待所”。她不是世俗意义的美女,削脸,长腿,像一匹骏马。今天,BBC的有声文件档案里仍可以找到她的声音,不太抑扬顿挫,也不求女皇口音,平缓,柔和,冷静,十足的女性知识分子。

    大半个世纪以来,“女性时空”的话题囊括了关于性别平等的一切:圣经中的女人,神话中的女人,声讨选举权的女人,第一个参与解放运动的女人,1930年代的女人,修战舰的女人,包豪斯女性, 好莱坞的猎女巫现象,女性和佛教经文,约克郡工业区的女人,女人和可兰经,塔利班占领区中的女人,中国的剩女现象,100位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的女性,女囚的战争,雌性化的历史,1950年代的童年,1918年的大选,18世纪的婚姻,1970年代同工同酬的奋战,男女工薪的鸿沟,女性贫困的成因,女性疾病和治疗,爱尔兰女性如何争取堕胎权,反性侵和职场性丨骚扰,男性的产后忧郁症,助产士的忧心,产后带薪权,孕期药物的危害,网络社交安全……话题从本土到国际,从政治到文化,从民俗到法律,从爱情到爱爱……几乎没有漏过任何一个与性别相关的重大事件,抑或边角碎料。

    女播音员
    Shutterstock/Monkey Business Images

    像“滴滴司机杀害空姐”一案,若发生在英国,必成为“女性时空”责无旁贷的谴责和讨论热点。她们是怎么讨论这一类事件的呢?

    关于近年来的女性夜出安全隐患,2014年,英国一家关注酗酒问题的民间组织“饮酒请注意(Drinkaware)”就曾做过调查:“在酒吧和舞厅里,三分之一,18到24岁之间的女性有过被触摸和调戏的经历。她们中只有19%意识到这是非法的性丨骚扰。”

    “女性时空”拿到这组数据之后,并没有“苦口婆心地劝女生们夜晚不要外出”,而是立刻邀请了各行各业的女权主义名人,请她们讲述“女性夜晚外出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呼吁全社会尊重女性,联合起来抵抗性侵”

    那次广播立竿见影了么?还是惊魂一瞥,昙花一现?估计这是消极主义者最爱问的一类问题吧?女性夜行权的话题简直不知道被“女性时空”反反复复谈了多少遍,从战后一直谈到2018年。像一场扩日持久的长跑,每天在平权的道路上跑一小时,坚持不懈地跑了70多年。它到达终点站了吗?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终点站?悲观主义者可能对这样的现状并不能感到满意。

    尽管如此,“女性时空”仍在跑,有规律,有作息,有计划,持之以恒,还带动了370万听众,其中40%为男性,60%为女性(这之间当然还包括中性听众和各种性别流动者),35岁以下的年轻听众占据了总听众数的25%。回顾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女性地位和生存状况的显著变化,它算得上是功高不赏。

    更重要的意义是,她提供了一个真正属于女性的空间,女性在这个空间里通过叙述和聆听获得力量。当女性一度被主流的严肃谈话所排斥时,“女性时空”证明了女性可以谈论任何话题,且这些议题同样能通过语言开花结果。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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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奶狗长大了,你还爱他吗?

    小奶狗长大了,你还爱他吗?

    小狗
    ©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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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狗长大了,你还爱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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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已经见过“小奶狗”的称呼。你羡慕和小奶狗的浪漫吗?为什么“小奶狗”突然成了女性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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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现在已经不流行小鲜肉了,能端上台面的都是小奶狗小狼狗。

    小奶狗,比如中有刘昊然,西有雀斑王子埃迪·雷德梅恩(Eddie Redmayne),总之一脸似脱未脱的少年气,露齿便见阳光的Snuggle Butt(英文俚语里男友的昵称之一),都貌似可以称为“小奶狗”。小奶狗们具有麦芽糖的黏甜,精炼乳制品的奶骚,又萌又嗲,服贴又暖心,搅拌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剂天山童姥的生物抗氧面膜。

    “小奶狗”
    ©壹图网

    小狼狗呢,据说就是帅帅的,酷酷的,想说爱你却患上失语症,只好死死地盯着你,浑身野性藏敛在一袭冷艳的西伯利亚皮毛里,必要时为你战死沙场肝髓流野的那一种。西方妹子口边“我家那头Wolverine(狼獾)”,也许就有点这个意思。

    当然,又有人说,小狼狗是那些“年近四十心中却住着一个永远的小迷妹”们臆想或包养之物,其地位相当于英文中的“Toy Boy(宠男)”——果真如此的话,也并不见得就是丑事。两个成年人,两厢情愿,即使不是出于100%的眷恋,也不见得就不能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那些因为男女传统角色的对换:“难道不应是40岁的男人包养20岁的小狐狸精吗”?就到处指指戳戳的人,请他们端上脸盘自呕去吧!

    说到这种性别的不对等,不免想到现时网络世界戾气颇重,不同性别性向阶层之间动辄互相攻击。这边厢女性刚开始在网络世界获得一些表达情欲的快乐,立马就有男性站出来质问“你叫人家小奶狗就不是性丨骚扰了吗?”,暗示近来喧嚣尘上的反性丨骚扰活动是双重标准、小题大作。

    “小狼狗”
    Shutterstock/PKpix

    要我说,倘若真的有男性不满于这种叫法,那么便在生活里声明感受、表明界限。如果仍然有女性不识好歹,那么确实算是罔顾他人感受的性丨骚扰。毕竟女权运动本来也不止是保护女性,而是同样为了保护男性。但是仅仅因为几句“奶狗”就去否认女权运动的正当性、想要洋洋自得地论证女性才是压迫者——不但毫无逻辑,而且非常无聊。

    但我对于这些个称呼亦有不满,我不懂为什么对于那些身体成熟健壮的男性,还要说他们“小”。动不动就“小”什么什么的,难道还嫌我们的“低幼文化”不够深远么?

    所谓“低幼文化”,就是整个民族都拒绝长大,视老为耻,至死不渝地追求“萌哒哒”和“年轻化”的一种肛门期文化。为什么50多岁阿姨会在罗浮宫前用含苞待放的姿势拍丝巾照?为什么40多岁的熟男还背着米老鼠的挎包作俯角自拍?为什么30多岁的OL们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看起来萌中有燃,像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女?在这些让西方人十分费解的景观里,包含了我们国民对“小”,对停留在“幼儿园大班时代”不切实际的渴望。

    当然可以辩称,这是个人选择与喜好,谁都无权干涉。可是整个民族都有这种“幼龄崇拜”的趋势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引起深思。毕竟成长是每个生命个体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啊。

    《媒体和文化杂志(A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e)发表过一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和人种学博士后盖布里埃尔·德·塞塔(Gabriele de Seta)关于“天朝萌象”的文章,文中附上了“小明”头上扎草,摇身一变“小萌”的插图——要知道在旧社会,头上插草的小孩,都是要挑去集市卖掉的。

    低幼文化
    Shutterstock/Twinsterphoto

    如果实在痴迷于这种简单明了的男友二分法,叫“奶狗”和“狼狗”就好了,不一定非得加个“小”字。变老是自然过程,再少年气,再纯真无齿的小哥也有怀抱保温杯举头望月的一天。你若真相信爱情,就请相信“最浪漫的事,是你和一起慢慢变老”。

    英文俚语中有150多个针对男友的昵称,只有少数几个是强调“小”的,比如kid(小孩), Baby Cakes(宝糕), Baby Daddy(宝贝爸爸)等等,其余那些都相当有个性化,比如“Batman(蝙蝠侠), Bestie(挚友),Big Fella(大小伙), Big Guy(壮男),Captain(将军),Cookie Monster(饼干兽), Cowboy(牛仔), Heart Breaker(断肠人), Hero(英雄), Ice Man(冰男), Monsieur (先生)等等。难道英文比中文更具表现力? 当然不是!这不过是暗示了两百多年来,西方的性别平权运动一直如火如荼,两性关系方才普遍上升到了一个“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尊重”的阶段。

    只有崇尚男权的社会,才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小”和“嫩”的价值,尤其在对女性的物化上。比如“小脚”,唐后主李煜令爱妃跳舞时“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以显“婀娜凌云”之态,导致五代后贵族女性纷纷效仿,不久后便殃及民间。小脚,既要小,又要“香钩”,苏东坡还附上咏足词“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一副将女性视为古玩玉器,玩捏于掌中的嘴脸;又比如“小胸”,宋朝之后突然流行“丁香乳”,要“葱绿抹胸,一痕雪脯”,才算“丁香乳”,搞得束胸成了又一种催人自残的闺房时尚。

    胸部的大小
    Yestone/9nong

    为什么又是“小脚”又是“小胸”?因为似乎只有那种轻飘仟细的体态,才能呈现“少女的美”。古代国男对妙龄女子的偏爱,从古诗中可见一斑,像“聘聘婷婷十三余,豆蔻枝头二月初”,或“少女初开北地花”,“少女风前烂漫花”之类,大部分形容美女的诗词,基本上都是献给少女的,仿佛也只有“少女”才能入画成诗,才能成为情人妾妇;男性在大宅中坐拥一打嫩妾嫩婢,才能体现其身份权势。

    这种男权本性中的集体无意识,到了今天,当然淡出不少,但也并非无迹可寻。“郎财女貌”的交易规则仍旧大范围地存在于两性关系和婚姻市场之中,女性的年龄仍然是婚恋市场上的负砝码。25岁后仍然逃脱不了被剩女被逼婚被下崽的命运。

    这些原本对于女性年龄的苛求投射到如今的网络世界,性别一翻转,成了对“小奶狗”的追捧。网上还有段子戏称那些既不小也不奶的男孩子作“老狗*”,虽然是调侃,但对那些不过是长大了的普通男性而言,也未免太过刻薄了。

    小奶狗也好,小狼狗也好,网上叫得再过瘾,用人口基数一比划,有多少幸运女孩能拥有? 大家一边享受柔情蜜意,一边不妨也承认一下成人世界的真实、残酷与美好吧,所有人都要长大,我们爱的男孩子也是。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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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为他吹箫,他凭什么不为你口丨爱?

    你为他吹箫,他凭什么不为你口丨爱?

    为她口丨爱
    Shutterstock/Volodymyr Tverdokh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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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他吹箫,他凭什么不为你口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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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伴侣为彼此口丨爱的频率对等吗?你能坦然地享受口丨爱吗?口丨爱的传统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从不一样的角度为你解析口丨爱。快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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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有些数据或许能彻底颠覆你的床笫观,比如这个:只有25%的女性经常获得阴丨道高丨潮20%的女性从未在阴丨道爱爱中体验过高丨潮,5%的女性从未体验过性高丨潮。

    它出自几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的一份以性学家伊丽莎白·罗伊德(Elisabeth Lloyd)的著作《女性高丨潮案例(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为基础,在33个田野调查上作出的综合分析。如果你是一个柔情万种的男生,对伴侣的爱海枯石烂金石不换,看到这样的数据会不会有点儿心惊肉跳?

    阴丨道高丨潮如此来之不易,难道就没有比纯粹的活塞运动更能取悦芳心的爱爱大法么?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吹灯拔蜡,法式长吻,舔足撩背等等,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总之,做足前戏后面的光景就不致于太悲催

    然而,要想真正让她进入境界,不妨再进一步——比如“舔阴(Cunnilingus)”,即《金瓶梅》里描述的“吹笙”。

    别小看那隐蔽的细嫩花芯(阴丨蒂),它有超过八千个以上的感觉神经末梢,神经密度比雄性动物的龟丨头周围组织高6-10倍,敏感度堪比人类的味蕾,蝙蝠的耳朵,猫头鹰的眼睛。几乎可以这么说,单凭舌术加慢术,一场火候适当的舔阴,就能有效地刺激阴丨蒂,使女性达到高丨潮。

    口丨爱让她高丨潮
    Shutterstock/sakkmesterke

    阴丨蒂高丨潮和阴丨道高丨潮的感受略微不同(具体有多不同,可以参见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爱爱大师威廉博士发表的那些关于“阴丨蒂高丨潮”的论文,里面有精确的身体反应记录,包括血压,脉搏,心跳频率等),但愉悦感是不相上下的。

    《性行为研究》 2017年2月发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比起活塞运动,女性在三个条件下更能获得高丨潮第一个就是“舔阴”,其次是“外阴刺激”,第三个是“热吻”。

    当然了,阴丨蒂高丨潮从基本原理到实现途径我们都已经科普过多次。但还是有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这些教条的描述过于无趣?那么不妨看看情丨色电影《下女的诱惑》(即韩版的《指匠情挑Fingersmith》),剧情精彩,反转犀利不说,它还用了相当华丽的身体语言,刻画了两个女孩的一场颠鸾倒凤,透露了不用小弟弟也可以化身神仙眷侣的大法(激情+爱欲+100%的耐心),甜度胜过蜜汁。

    《下女的诱惑》
    影视作品截图《下女的诱惑》

    口丨爱的常识,对冰雪聪明的拉拉们来说,完全是小儿科,但对绝大部分的男生来说却仍十分陌生。为什么呢?理由其实很悲哀,因为我们的性文化和传统是一个男权的性文化和传统

    事实上,口丨爱在创世之初就已被“发明”,考古学家亦从古埃及的神话文献,比如“奥西里斯之死(The Death of Osiris)”中考证到了它的存在:奥西里斯被他的兄弟杀死后,他的姐姐发现他的小弟弟神秘迷失,于是就用泥土捏了一个假的,安置在尸体上,然后一边通过女性对男性的口丨交(Fellacio),一边呼唤其起死回生(听起来很荒诞,却揭示了一种原始爱爱的活力)。

    然而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的强大影响力,欧洲刮起了禁欲风,任何形式的口丨爱都是非法的,“人们只能偷偷的做”——伦敦大学的汤姆·欧·奥唐纳博士说道。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一切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性活动都是一种道德罪,就像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一样,口丨爱更成禁忌。

    直到20世纪,西方社会才逐渐从莫须有的罪恶感中苏醒过来,2006年出版的加拿大人类性学研究杂志写道:“口丨爱合法地变成前戏的一种可能,堪称20世纪人类性活动的一项重大突破。”

    口丨爱不是罪
    Shutterstock/Jacek Rogoz

    感谢西方的女权运动和1960年代的女权和性文化运动,口丨爱在20世纪中叶之后变得流行起来,根据美国ABC电台2012年的报道:“20到24岁的伴侣中,81%的女性和80%的男性尝试过口丨爱”。2016年4月的《纽约时代周刊》揭示,今天,大多数成年人,约71%坦然承认口丨爱是爱爱的一部分。近年来,关于口丨爱的技术文更是层出不穷,像武林秘籍一样,鼓励更多的伴侣尝试口丨爱。

    尽管如此,在“给予”和“付出”之间仍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医学日报》2016年2月发布了圭尔夫大学的一项调查数据,900位年龄18到24岁之间的异性恋大学生,70%尝试过口丨爱,然而女性为男性口丨爱的比例竟是男性为女性口丨爱比例的两倍。可见性别不平等,不但可以通过“工资差异(Pay gap)”来衡量,也可以通过口丨爱差异(Oral Sex Gap)来衡量。

    据说亚洲男性(除日本外)更不愿意为伴侣口丨爱,这并不奇怪,毕竟,亚洲大部分国家仍是男权主导的国家,性观念受“女人不打,上梁拆瓦”的传统观念影响,相当简单粗暴,仿佛女性的身体若不是生殖工具便是电灯开关。

    同时很多亚洲女性也无法接受口丨爱,“舔阴”在她们看来非常肮脏,下流,充满了罪恶和不适感,即使勉强接受,也会出于对体型或体味的过度担心,无法享受其中——这也不奇怪,女人心充满了褶子,每一个暗面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要将它像扇子般啪啦一下打开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女性默默承担的心理顾虑数不胜数,从不剔腋毛和腿毛就不敢出街,到不修比基尼就不敢爱爱……在一些对女性更苛刻的国家,女人们甚至觉得不切除阴丨蒂,就没有资格踏入婚姻的殿堂。

    可见,一场酣畅淋漓的口丨爱,其实是一场性观念的更新和革命。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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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一直想要一根更大的小弟弟吗?

    你也一直想要一根更大的小弟弟吗?

    小弟弟的尺寸
    Shutterstock/golubovy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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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一直想要一根更大的小弟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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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会在意其他男性的小弟弟是不是比你大?或是为自己的尺寸感到焦虑?这可能是一种世界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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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亚洲女孩若是在网络世界声称自己找了异邦男友,一定会有不怀好意的男士问上一句“他是不是真的很大?”。还有“牙签搅水缸”一类污秽得不堪入耳的所谓调侃。这些吃相难看的猥琐男士值得严厉批评,不过这也不是东亚特有的现象。白人世界里,关于黑人男士的小弟弟尺寸也有各式各样的传说,常常也是不友好的。弗洛伊德说女人受尽了“小弟弟嫉妒”的折磨,但事实上,男人们之间的小弟弟嫉妒才是真正笼罩在人类裤裆上空的一片阴云。

    东方男人嫉妒西方男人,西方男人嫉妒黑人,黑人呢?黑人或许会嫉妒乔纳·福尔肯——这个来自纽约的家伙,先是靠一根13.5 英寸的小弟弟打破了吉尼斯纪录,又靠它找到了一份在同志酒吧跳舞并勾搭“好莱坞明星”的营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毅然终止了这场小弟弟追梦。

    47岁的时候,淡出江湖的他突然又在小报现身,诅骂54岁的墨西哥人罗伯托·埃斯基韦尔·卡布雷拉,指责其借用某种山寨鸡血搞出了一根18.9英寸的小弟弟,严重威胁了吉尼斯纪录的权威性。 

    罗伯托·埃斯基韦尔·卡布雷拉有没有打山寨鸡血无人知晓,不过他的小弟弟确实和他的名字差不多长,像擀面杖一样耷拉在裤裆之间,虽然穿着时髦的裤子,还是让人忍不住为他的生活起居心焦。

    过长的小弟弟
    Shutterstock/golubovystock

    尽管如此,你若质疑“大小弟弟到底有什么值得羡慕”?很多雄性灵长类估计仍会像石器时代的小哥一样跳起来和你急——想当年,能不花500元就能进《世界名人大全国际版》的,估计也只有那些大小弟弟们莫属吧?你看那耸立在庞贝壁画里的生殖男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你看他那扫把一样的小弟弟! 

    好吧,别只顾着嘲笑别人,其实我国也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拜屌大国。《周礼》有证:“镇圭,一尺二寸长,天子守之;恒圭,九寸长,公守之,信圭,七寸长,侯守之……”。

    “圭”是什么?它是一条长条形的玉器,上圆下方,形似阳具,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都握着它。圭越长,持圭主人就越尊贵。普通小官儿,只能拿躬圭,五寸长,伯守之。五寸的圭,听起来似乎很短,可也比亚洲小弟弟正常勃起时的平均长度“3-4寸”要长很多。

    因为男性生殖器崇拜自古以来就与权力挂钩,中国男人当然觉得尺寸越大就越好即使到了今天,希腊生殖男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已经沦落为Priapism(小弟弟勃起异常)的医用代词,还是有不少男生担心自己的小弟弟不够大,铤而走险地闯入了“小弟弟增大术”的神坛。

    记得坊间曾一度流传的“神医王大夫”么?据说王大夫是国际弹小弟弟大师,且有桃木裱的彩照为证,有一天他的诊所里来了这么一位仁兄,愁眉苦脸地指了指下面,又楚楚可怜地伸出小指,王大夫一看就明白了,递给他一张运动表(类似今天那种“xx第xx天,已跑xx公里”的电子减肥追杀器),让他每日练习,不得停顿。

    这位仁兄于是三九三伏,修炼神功。这天他福至心灵,想去呼吸一下自然界的新鲜空气,于是坐上公交车去逛动物园(从未自觉如此迷人也好久没出去兜风过了),一路想起王大夫的嘱咐,居安思危,双膝便一张一合地练了起来。突然,一个凹胸男子从背后拍了拍此君的肩膀:“嗨!你是不是去见了王大夫?”“啊!你怎么知道?”凹胸男子莞尔一笑,像母鸡展翅那样,用手臂做了一串“夹”的练习。

    够不够大?
    Shutterstock/pictoplay

    王大夫虽然很渣,比起那些动刀动针的江湖庸医来说,还算是有些医德,毕竟致残的部分无非也就是大脑而已,若真的用什么奇葩东西给你填进去,充又充不起来,拿又拿不出来,你的一生性福想必就结束了。 

    怎样才能解除小弟弟的尺寸焦虑?有性学家建议男人们应该把自己像猿猴一样倒挂过来,用另一种角度看世界。

    试想拉拉们纤细的小指都能让爱侣达到高丨潮,为什么?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爱,亲密,耐心,才是通往性福的捷径。

    《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颁布了一项加州大学的调查(UCLA & Cal State)》,84%的女性对伴侣的尺寸非常满意(注:调查在26437位18到65岁的女性之间展开,伴侣们囊括世界各地不同种族,)调查同时也搜罗了25594位男性对自己小弟弟的评价,其中12%悲伤地认为自己的小弟弟很小。有趣的是,觉得自己伴侣的小弟弟“有点小”的女性只有6%

    2016年,德州大学在爱丁堡也发布了一个“小弟弟尺寸对女性性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与之前加州大学调查的结果非常相似:“从获得性高丨潮的层面出发,小弟弟尺寸的大小对女性并不造成真正的心理影响。” 

    如果这些调查结果仍不能破除男人们的小弟弟尺寸迷信,那么除了到正规医院做手术,估计也没有其他办法。伦敦美容外科手术中心(London Centre for Aesthetic Surgery)的毛里奇奥·维耶尔博士说,小弟弟增大术的极限是2英寸,如果有神医承诺大于2英寸,那么就是误导和欺骗。 

    最值得三思的是,小弟弟增大术有可能引发巨疼——如果不幸在术后及痊愈期勃起的话。但我们血气方刚的男粉丝一定知道,饶是再六根清净的男士,一天里小弟弟也会不受控制地自动起立个几回,所以巨疼基本上是不可免的了。巨疼就巨疼吧!谁叫你罔顾小弟弟的实际功能,不追求“更强”,却盲目崇拜“更大”呢?

     

    (文/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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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戏剧舞台上雌雄莫辨的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性别?——从梅兰芳、孟小冬到蒂尔达·斯文顿

    戏剧舞台上雌雄莫辨的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性别?——从梅兰芳、孟小冬到蒂尔达·斯文顿

    what's gender
    Yestone/iancucr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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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舞台上雌雄莫辨的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性别?——从梅兰芳、孟小冬到蒂尔达·斯文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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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是个好的载体,让人可以从性别中自由来去。那些亦男亦女的演员的性别观念是怎样的?戏剧中性别的自由性,真的有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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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说到看戏,我颇爱看反串。男旦的反串,娇娥之态里藏着一股幽暗的耽美。那幽暗不全是东施效颦,凭空凭吊,而是真真切切的,旧时代各种国殇情殇的镜面反射。比如昭君被迫入宫,在宫女密如深海鲳鱼的后宫里守活寡,本已十分可悲,不幸又被汉元帝裹进戎服,作为“礼物”赐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匈奴,马嘶雁鸣,前途未卜,换了谁家的妙龄女儿都会悲戚难平。

    那场塞外的和亲,在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再大义凌然,其本质也不过是权力搏击中的一盘棋局,管她今生是“马”来生是“卒”,操纵棋盘的,始终都是那些贵为男性的统治者。这种“临行回首望天阙,似有衷言说与君”的悲催,女旦能演化出它的幽暗,已然可贵;男旦若也能体会,那便是空谷足音。

    在旧时代,据说似乎也只有男旦,因其身价和娼优妓伶同样卑微,才能在舞台上,最大程度地“此身换汝身”,将某些关于女性生存状况的幽暗,通过梨园的太虚幻境,柔肠寸断地刻画出来。我虽然看的都是现当代时期的反串,比如男旦版的《怜香伴》,相信若没有这缕传承,舞台上挥洒水袖的,恐怕也不过是只华丽的蚕壳——可惜好的男旦实在是凤毛麟角。 

    乾隆皇帝为禁止嫖娼颁布了“禁女旦令”,男旦从此成为梨园主角。男班天下的风尚一直延续到民国,于是便有了像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他年过半百拍摄的电影《贵妃醉酒》,仍似嫦娥下九重,似醉非醉,音落花荫,不胜凄美。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的男人,再如何同情,模仿女性,男旦也终究是男儿身,几千年来不曾有过太大的变化。下了舞台,卸去脂粉,男旦的生活便回到旧式男人的套路里。他们的女人,要雅正忍隐,要能生儿育女,还要风华绝代。 

    梅兰芳先生先后娶过糟糠之妻王明华,二夫人福兰芝和三夫人孟小冬。在不同的时期和际遇里,爱上不同的人,本是人之常情。但爱在一夫多妻的时代,牺牲最大的却永远都是女人。王明华在生下一儿一女后做了绝育手术,两个孩子却不幸夭折了,梅家不能绝后,于是梅兰芳又娶了15岁的福兰芝,她为梅家生了很多孩子,可惜数年之后,33岁的梅兰芳还是爱上了18岁的冬皇孟小冬。因已有两位妻子,孟小冬不能登堂入室,又不甘为妾,只好与梅兰芳另辟住处。 

    Peking opera character
    Yestone/raydt31

    梅兰芳大伯母逝世,孟小冬戴白花去奔丧,传言被身怀六甲的福兰芝以一尸两命相逼,将其拒之门外。孟小冬本来就性情孤傲,被拒后羞愧难当,不久后便与梅兰芳形同陌路,从同居的东四牌楼三条迁到了钱粮胡同。王明华一直与梅兰芳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直到病逝;福兰芝则为梅兰芳生了九个孩子,一生都在幕后劳碌,养儿育女,修改剧本,缝制戏装……她们俩人都是京剧世家,都颇有才华,五四时期又有鲁迅等人呼吁男女平等,推崇女旦重返舞台,然而那个时代给女性留下的空间和活路实在太小,女人们不得不缩在一个叫“女德”的角落里,即使成为彼此的情敌,或者不得不面对共同的情敌,亦无处可逃。 

    这场狗血剧之中,只有孟小冬毅然选择了离婚,并追随分手时向对方发的毒谏:“我若唱戏,不会比你梅兰芳差。我若嫁人,亦绝不会比你差。”此后奋发图强,拜师余叔岩,苦学数载,奠定了京剧老生的霸主地位。孟小冬和梅兰芳都是反串大师,1926年,俩人还一起在梁燕荪公馆同台《四郎探母》,梅兰芳演铁镜公主,孟小冬演铁四郎,后被人称“钗牟互易”。

    他俩还互易过《游龙戏凤》,孟小冬演正德皇帝,梅兰芳演李凤姐……那些万人空巷的美戏,没有胶片留影,不知谁比谁更高一筹。但若台下亦有反串,我肯定是更倾心孟小冬的。梅式的53种兰花指成就了一套关于女人的程式,它们展现了被“传统”定义的女性美,但是这种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女性美的全部。女性美的全部,和男性美的全部一样,应该是一个刚柔并济,姱容修态的合一体。所以真正惊艳的反串,是在这种合一体中的自由转化(Transformation)——孟小冬的俊秀,才华,加上一副铮铮傲骨,显然更备具这种自由转化的基础。 

    《奥兰多》的反串,则更上一层楼。它显露的女性自觉不是潜意识的,而是主动,迫切,兼具感性和理性的,且有强大的西方女权运动作为实践基础。小说《奥兰多》出版于1928年,也是21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一年。主角奥兰多在1600年之后的400年里,面容如一地经历了身为男性,女性到双身(中性人)的各种人生变化。

    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奥兰多的传奇,讽刺了封建王朝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死板定义,嘲笑了腐朽的,利益至上的贵族联姻关系,挪揄了男性在爱情中唯我独尊的臆想地位,讽刺了空洞无物的赞美诗,抨击了暴力的地缘政治战争,咒骂了“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故而不能拥有财产继承权”的可笑制度,讴歌了启蒙主义之后为自由而战的勇者,并预言了一个理想化的未来世界,一个性别流动自如的世界。在那里,人类将超越生理性别的单一性(Binary Gender Identities),开启一个多元化,多维度的性别新天地。这本在民国人看来也许是痴人说梦的小说,出版后却成了西方社会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透露了《奥兰多》的缘起:“维塔还是同样的维塔,变化的只是性别。”维塔是伍尔夫的好朋友,也是英国近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园艺设计家。她和丈夫都是公开的双性恋者。是继王尔德之后,英国上流社会又一批出柜的酷儿。不少研究伍尔夫的学者将他俩视为“奥兰多”的共同原型。伍尔夫对维塔爱慕有加,以至于维塔的儿子毫不掩饰地说:“《奥兰多》是伍尔夫写给我母亲的情书。”卫道士眼中的“伤风败俗”,在这些年轻勇敢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成为沉重的负担,反而成为他们挪揄的对象。

    transgender
    Yestone/karenr

    《奥兰多》还直接启发了今日的跨性别实践者,他们试图突破非男即女的传统的性别定义,给自己赋予新的性别身份。想做女性时便是女性,想做男性时便是男性,有时候是雌雄同体,有时候则是“无性别者”——这就是“性别流体(Gender Fluid)”。“性别的流动性(Gender Fluidity)”是性别流体的本质。不同于依赖异装进行的角色扮演,很多性别流体们甚至都不太在意皮肤上那层纤维。 

    曾经饰演过奥兰多的蒂尔达·斯文顿也是是当今剧场和银幕上最著名的性别流体之一。有一次TA两鬓削尖,顶着几缕俏皮的金发,穿着女士的点状衬衣,男士的黑色西裤,以及一双黑色的高跟船头鞋接受美国名记的采访。椅子很高,TA的脚架在脚踏上,那些关于淑女坐姿或二郎腿式的古老期待,在TA的身上形同虚设。

    TA坦言:“当人类被套上制服,我就琢磨着如何在制服里逃亡。”问及:“你演了很多反串,像奥兰多,像《莫扎特》里雌雄同体的天使等等……你总是这么爱迷惑众生么?TA说:“我根本没考虑过众生,我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更顺从一个自然的自我’。我跳过那些‘你必须要这样或者那样’的框框条条,我跳过限制。我被‘转化(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俘获,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转化的人,实在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现实中的蒂尔达·斯文顿和舞台上的她并无二致。TA说:“有时我是男性,有时我是女性。我不知道自己的性别。谁知道?它总在变化之中。”不单是她,性别流体中还有数不清的前仆后继者。 

    当舞台上的反串进入日常和现实,它那戏剧化的外表即变得微不足道,体验才是它的内核。对我而言,做一个性别流体的支持者或实践者,并不一定非得从穿戴团花披或戎服开始,而应该从消除男权社会对女性或男性的刻板定义开始。

     

    (文/王梆,作家、影评人、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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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红脸与高级脸:女性审美标准背后的阶级问题

    网红脸与高级脸:女性审美标准背后的阶级问题

    我们嘲笑“网红脸”的千篇一律,但当我们沉醉于某些“高级”的“特点”时,背后的逻辑是否又经得起推敲呢?本文讨论了“网红脸”和“高级脸”这两种审美标准,提出了审美背后的阶级问题。作者通过对地铁上的人群和整容文化的分析,表达了对时尚产业对女性的压迫和阶级歧视。文章反思了时尚产业如何利用外貌标准来营销产品,并呼吁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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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不久前回国小住,走进下班高峰期的地铁,便像刚被孵化的蜉蝣,被卷入人肉的蜂巢,与久违的同胞姐妹们挤成一团,前胸后脯,寸步难让,曾为记者的我,此时除了偷偷重拾观脸的职业习惯,似乎也无事可做。想必是密集恐惧症在起作用,即使发型、轮廓、妆色千差万别,乍眼看来,每张脸的差异却并不太大,若用自拍杆拍集体照,简直是茫茫一片逃难版小黄人。

    再仔细揣摩,也许那是某种上班族特有的共性:疲倦,警觉而略显焦虑的脸部线条,加上黄种人特有的平扁,凝聚在一起,凑成一个繁复的“等”字,巴望着能挤入因超载而重新敞开的车门。

    据说时下国内最潮的是“高级脸”,放眼扫射一番,我却几乎一张也看不到。想来也是,一个相貌普通,月薪平平,晋升无望,天天累成狗的灰姑娘,要在这一大片被等待压得面目模糊的脸饼中脱颖而出,变成传说中的“高级脸”,得有多少特异功能。

    所谓的“高级脸”,话说起源于“马夸特脸”,来源于美国整形外科专家史蒂芬·马夸特用黄金分割比例创建的,适用于所有人种的“终极完美脸模”。“高级脸”和莫兰迪画笔下的“高级灰”还不太一样,高级灰再高级,其本质还是装油盛醋的瓶瓶罐罐,有如灰鸽绕着培恩灰色的炊烟兜转,幻化出被后人仰视的五十种灰,凡间的烟火味儿却是总是在那儿的。

    然而,高级脸要的不单只是略窄的太阳穴,略宽的颚骨,方正(最好还有林青霞下颚线)的下颌,绝味鸭脖面前不露声色的口轮匝肌,细小而水汪的眼睛,舒淇的唇线,还要马沙特,要性冷淡风,要疏离感,要有仙气,要北欧的简约而不简单,要极简到连阿妈都觉得生了一块偏方型的石砚……

    而这些统统都是次要的,据说养成一张高级脸最最重要的元素是:要在一片悲凉的底色里,保持成功女性惯有的远视和沉着

    a woman is working
    Yestone/HASLOO

    被人肉一次次挤出地铁之后,我蓦然醒悟,“高级脸”看似神神道道,玄乎其玄,其实是一个阶级问题。谁会顶着一张高级脸,拎着优衣库的大包小包,在高峰期挤地铁呢?发明高级脸的人,比如开额专家史蒂芬·马夸特,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本世纪著名的外科医生,恐怕从未为挤爆京广泸地铁的常客做过整容手术吧?

    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儿生气,那些为昂贵的整容套餐或奢侈品作广告的时尚媒体或公号,不时盗用“女权主义”的名义,跟风一下“成功的女性不恨嫁”就算了,还冷不丁推出这个脸,那个脸,仿佛“成功”之后,女性就可以非但不恨嫁,还可以一夜之间变成锥子脸,网红脸,以及时下的爆款“高级脸”。

    以类似“高级脸”这般故作玄妙的颜值标签,销售近乎裸妆的成功学和特权阶级高级趣味,在高调的暴发户和低调的拜金主义者之间修一条VIP跑道,秒杀那些不幸堕入消费主义陷阱却只能挤地铁回家的平凡女纸,锻造出一条又一条鄙视链——倘若这不是耳目昭彰的阶级问题,是什么?

    但凡针对女性的时尚产业,在促销某种女神的身体标准时,都会强调其高级的阶级属性。

    裹脚始于宋朝的官僚阶层,束腰始于欧洲贵族,美白控始于用蛋白、蛋壳粉、罂粟籽和明矾研炼砒霜白的伊丽莎白一世,玻尿酸始于那些身价千万的女明星和防火防盗防小三的豪门糟糠,高级脸则据说始于那些奢侈品的中国区品牌大使……

    时尚产业人心知肚明,只要能卖出上层阶级的优越感,就可以卖出不管是正品还是山寨的LV包包。时尚产业之所以可以如此趋炎附势,是搭了男权社会的顺风车,男权社会最崇尚的无非就是权势——权势即财富,反之亦然。

    a luxury bag
    Yestone/fisher.photostudio

    男权社会里为女性打造的枕边书,绝不会宣扬女性如何争取同工同酬,只会狂晒哪位女神在哪里买了古驰的新款,或者鼓吹哪种牌子的玻尿酸才能留住天山童姥的容颜,又或者拼命描黑月薪平平的姑娘活得有多丧——丧了自然就高级不起来,想不丧只能努力挣钱,想挣钱就得臣服于权势游戏,活脱脱一碗地狱鸡汤。

    在一篇名为《为什么阶级议题是女性主义议题》的文章里,《赫芬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女性主义者艾琳·马奎尔说道:“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阶级优越感和贫穷歧视是针对女性最强有力的压制工具,因此女性主义的核心是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换言之,纵使相貌普通,月薪平平,晋升无望,天天累成狗,只要不独孤求败地痴心于这个脸那个脸,我们还是可以有一条退路。

    作者:王梆,作家、影评人、纪录片导演。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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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网红脸,高级脸,审美标准,阶级问题,时尚产业,女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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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丈夫大很多,又怎样?——五月到十二月的距离,是诗意的距离

    比丈夫大很多,又怎样?——五月到十二月的距离,是诗意的距离

    比丈夫大很多,又怎样?
    shutterstock/Had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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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丈夫大很多,又怎样?——五月到十二月的距离,是诗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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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的太太比川普小24岁,没人当一回事;马克龙的夫人比他大24岁,几乎翻炸朋友圈。凭什么“老夫少妻”和“老妻少夫”的社会舆论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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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有一天我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看到一对夫妻,妻子显然比丈夫大十来岁的样子。

    六月艳阳天,夫妻俩光着脚,倚偎着坐在草地上,丈夫的手里捧着一碟草莓,不时将草莓蘸上奶油,往妻子的口中送去。对于这份双重的甜蜜,妻子也并不刻意掩饰,微昂着下巴,眼眉间的笑意统统交付与蓝天。

    这个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我的视线里逗留了很久。

    她不是法国第一夫人碧姬,没有碧波般的金发,骄人的身材,也没有晒黑床精心打造的蜜色肌肤。她也不是王菲,拥有金子一样的嗓音。她看上去普通至极,处处是衰老的迹象:井田纹已经爬上了她的额头,法令纹正在不遗余力地把她扯向地心引力的深渊,染发剂遮不住她灰白的发根,蜉蝣羽衣亦承受不起她过于丰腴的体重

    如果不是他的煞爽英姿一直陪衬左右,她平凡得几乎接近苍白,就像一箱空运白菜里的其中一棵。

    中国式“姐弟恋”恐惧

    是因为他的陪衬,我才注意到她么?这想法让一直以来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的我顿感羞愧。

    满园的客人里,似乎也只有我,一个从中国来的人,被某种中国式的窥私欲驱使,透过人群的缝隙,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一边惊讶于她的平凡,一边自我否定——别被她的外表欺骗了,她身上肯定,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才能把她那显然仍处在“鲜肉”期的小丈夫拴在身边吧?她说不定是哪位在伦敦金斯顿坐拥隐秘豪宅的俄罗斯富二代也不一定。

    毫无疑问,我这种猜测也是中国式的,像大部分的吃瓜群众一样,对她人的烟火隔岸看花:王菲,伊能静,高圆圆,陈松伶……或者黛米·摩尔,玛丽亚·凯莉,麦当娜,这些女神的姐弟恋都可以神仙眷侣,岁月静好,因为她们是女神。

    a woman in shadow
    Shutterstock/DK samco

    然而当类似的恋情发生在身边,就是一场同一地点不同时区的七级地震,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起来。

    我记得一位32岁的女友,爱上了比她小7岁的男生,俩人的关系到了怀胎四月,谈婚论嫁的地步。向来虎视眈眈,势不两立的双方家长,突然结成亲友联盟,威逼利诱,苦口婆心力劝两人分手。尤其是男方家长,开出“打胎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等一笔笔“巨款”,求女方“笑纳”,最后终于活活拆散了一对绝望的鸳鸯。

    女友的母亲望着痛不欲生的女儿,扔下一句:“你以为你是女明星么?人家身价上亿,每天泡温泉打玻尿酸,60岁还可以风华绝代,你撒泡尿照照镜子!你都快奔四了,不赶紧找个稳重靠谱的,还有多少年可以耽误?!”女友嘴上答应,也在父母逼迫下和四五十岁的中年离异男们相过几次亲,却始终未嫁,据说后来便走上了神秘兮兮的“修行之路”。

    被这种苛刻的女性环境祸害过半生,我即使如何努力,也无法完全摆脱对“姐弟恋”的暗地恐惧。虽然这些年一直在西方生活,逐渐接受了一整套女权主义的价值观,但是“男生也许还是比女生大几岁要好”这种卑劣的思想,却像活吞的刺猬一样,不时从身体里扎出一两根毛刺来。

    爱情本该纠结于“承诺”而非“年龄”

    好奇心作梗,我干脆放弃偷窥,直接走上前去和那对夫妇攀谈起来。

    妻子叫玛丽,47岁,近距离看,也确实像47岁,也许还稍大一点(我再次提醒自己,这里是英国,不是每个中年女人都热衷于中式扮嫩,日式卡哇伊,韩式整容和好莱坞式拉皮)。而她的丈夫马克才32岁。

    西方人公共场合谈年龄是大忌,他俩却完全开诚布公。更出乎我意料的是,玛丽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至少在她自己看来),更不是什么俄罗斯富二代。她的口音交代了她的工人阶级出身,她并未经过抛光打蜡的指甲和脱皮的指关节暴露了她的劳动环境。她上过护士学校,因为两门考试不及格,没有拿到证书。她现在是一家老年看护院的护工。

    马克相对来说经济条件要好些,他上过大学,在一家超市作销售统计。

    Macron and his wife
    Shutterstock/Frederic Legrand – COMEO

    除了年龄差距,我在这对夫妻的身上,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与常人相异的地方。玛丽不打算要孩子——在一个女性普遍主导生育权的英国社会,这似乎也完全不足为奇。

    “你说你是写女性问题的专栏作家,那么我不防和你说实话,马克向我求婚的时候,我也犹豫了好久。”当马克转身去取饮料时,玛丽悄悄地对我说道。

    “多久?”我追问。

    “两年。我考虑了两年才答应嫁给他。”

    “是因为生育的问题么?”我的脑海中冒出“大龄妇女不宜为妻,恐影响传宗接代”这种仿佛涂了千年防腐剂的绝论。

    “我才不担心什么生育问题。马克也一样。我们在相处的最初阶段,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父母也从未在这方面给我们施加过什么压力。让我举棋不定的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我和马克相恋的时候,他才23岁,我也不过30来岁,那时我觉得结不结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谈一场美好的恋爱。然而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意识到问题严重起来。”

    “是怕自己老了以后被抛弃么?”我毫不忌讳,单刀直入。

    在我的成长经验里,极少有人会否认“衰老”是“姐弟恋”的终极杀手。我们的社会把25到30岁的女生叫“剩女”或“熟女”,30岁到40岁的叫“大嫂”,40岁到45岁,叫大婶,45岁到55岁之间叫“阿姨”,“大妈”,“欧嘎桑”或“师奶”,55岁到65岁之间叫“老太”,65岁以上则叫“老媪”……女性的性征和魅力几乎在40岁以前,就被这些专属名词给抹杀了。这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女性像商品一样被颜值化的社会,衰老率和下架率怎会不成正比?

     “哈哈,谁不怕老?”玛丽笑道:“我可是在老年看护中心工作的。每天接触的都是患了老年痴呆症,神智不清或半身不遂的老人。谁也不想以那样一种方式走完最后的生命之旅。不过怕老和怕被抛弃可是两码事。我怕老,却不怕‘被抛弃’。两个人相处得不好,谁都有责任,到了不得不分开的那一天,就得勇敢地分开,谈不上谁抛弃谁。我有工作,有朋友,还有自己的一点小爱好,一个人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a happy woman
    Shutterstock/Antonio Guillem

    “在我们国家,成年男子大都都喜欢年轻白嫩的女孩。‘老夫少妻’可以说是男人们炫耀的资本之一……”我一边暗示,一边在脑海里刷出那些经典的“忘年恋”:张大千与徐雯波,杨振宁与翁帆,李敖与王小屯,陈凯歌与陈红……根据民间传说,每一段都“鸾凤和鸣,鹣鲽情深”。

    虽然我们也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但也仅限于“三岁”而已。川普的太太比川普小24岁,没人当一回事;法国总理马克龙的夫人比他大24岁,几乎炸翻朋友圈。

    “他也许会喜欢上别的女人,却不会单凭她比我年轻而喜欢上她。”

    “你哪儿来的自信?”我一脸艳羡。

    “哈哈,当然不是天生的!”玛丽笑道。

    “那你花了两年,踌躇不决的是什么?”

    “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否愿意和他生活一辈子。婚姻是人生中最大的承诺,人生如此漫长,我怕自己无法守住这个承诺。”

    多文艺的回答!却出在这么普通的女人身上,我暗自苦笑。“承诺”——这才是爱情本该纠结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什么房子,车子,户口,月收入,以及把女性的自由牢牢拴住的“年龄”。

    女性年龄:是成长不是掉价

    那次和玛丽的交谈让我意识到“环境”对女性心理的巨大影响。玛丽的自信当然不是天生的,她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越来越重视女性权益的国家。

    在这里,女性从15岁到100岁都是“Lady(女士)”,已婚女性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可以让人称自己为“Miss(小姐)”。高级商店把成年女性统称为“夫人”,街头摊贩主们则爱用各种亲密昵称“甜心,宝贝,亲爱的……”;在这里,对性别政治正确和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充斥着每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自媒体;女性不再被纯粹地当成生育工具对待;普通招聘贴亦不允许设定年龄上限;青春对女生们来说,是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待“价”闺中的过程;18岁以后的每个年龄段,都设有女性性征和魅力的展示舞台,它既是“私房”的,也是“公众”的,就像《时尚》杂志里,满头银发的顶级模特帕姆·卢卡斯所代言的那样。

    不仅是她,英国杂志里频频亮相的顶级模特波林·霍华德,卡门·戴尔·奥利菲斯,达芙妮·塞尔夫……她们全都超过65岁。

    在这里,人们把年龄差距较大的亲密关系叫:“五月和十二月的爱恋(May-DecemberCouplings)”。

    也只有脱离了商品关系的爱情,才配得上这份诗意。

    (文/王梆 ,作家、影评人、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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