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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日本很有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里讲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1997年，有一位街娼被杀。街娼即俗话里的“街鸡”，是娼妓这个行业里最廉价最危险的一种。这个被杀的街娼一次只卖两千日元，如果换算成人民币，按照今天的汇率，也不过一百来块钱。

但这个街娼的身份非常特殊，她生前在东京电力公司担任管理职位。也就是说，她白天是衣冠楚楚的白领（甚至更确切说，应该是金领），夜里去闹市街头卖娼。这个街娼的双重生活引起各大媒体的兴趣，大家都想不通，如花似玉的良家女为何自甘堕落？她缺钱吗？明显不缺。她有性瘾吗？那也犯不着去从事这么危险为人唾弃的行当。

对此，在一些男性学者那里，这个街娼被称为“堕落圣女”，就像当年民国时期的电影皇后阮玲玉演过的那支名片《神女》一样，“神女”二字翻转过来，就是“女神”，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妓丨女的故事里，十有八九讲的都是妓丨女舍身为情郎，以浩荡的地母胸怀包裹孱弱的穷秀才。

但作为一位女权主义学者，对这样的说法，上野千鹤子不能苟同，她认为这种论调表面上是在褒扬妓丨女，但实际上男性的位置和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就滑掉了，而上野千鹤子要做的就是把男性的责任重新拉回来。

也就是说，东电女职工自愿为娼，还是要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她甚至说，这种自愿为娼的做法，是对男性世界的反抗。这个逻辑看上去好像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上野千鹤子讲出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辩证法：如果说男人把女人只是定义为一个发泄性欲的性器官的话，那相应的，其实男人同样也被还原成了一个男性性器官。

而且在爱爱易市场上的标价也是相互的，如果说男人以某种价位消费女性的话，其实女性本身也在给男人标价。也就说，当东电女职员把自己标价为两千日元的时候，其实也在认定，那个男人也只值那个价。

由此，一向被视为客体的妓丨女实现了权力反转，“通过自主的个体卖娼，实现了对将性客体角色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人们的报复，她由此体味到一种胜利感。”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写道：通过“自主地成为男人性幻想的对象”，女人想达成什么呢？就是将男人还原为“仅仅的性欲”、“仅仅的性器官”，正如男人对女人所为。将男人之所为反转回击过去，由此，女人“舍身”实现对男人的复仇。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个弱肉强食男性占优势的世界上，反抗有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更主流的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女性要成为强者，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以往男人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如今女性也要一一攻克，然后如法炮制。但这里的困境在于，这样一来，是不是也在复制先前男性那一套宰制的结构？

另一种则是像东电女职员这样，把自己的身体当成道场，不是让自己变成强大而光鲜的女神，而是恰恰相反，让自己的身体千疮百孔，主动交出自己的身体，主动让别人肆意践踏自己的身体，从而在象征的意义上将对方也视为同样的廉价的身体。

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弱者的政治学，它的方法论就是示弱，让自己“低到尘埃里”，变成一个空，一个无。就好像柔道比赛那样，你要示弱，然后虚晃一枪，把对方绊倒，你就赢了。其实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也不那么离经叛道。我们想想，这其实是经典的性虐仪式里的情境。那个被一般人视为弱者被凌辱的受虐者M，其实才是真正掌握主动地位的一方，而那个被视为强者的S则需要看M的脸色，要尽自己所能让对方获得快感。这便是微妙的权力反转。而说到这里，又要说到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英国作家哈尼夫·库雷西在一篇专门写卡夫卡的文章里面，也讲出了和上野千鹤子类似的意思。

我们知道，在卡夫卡从小的成长环境里，父亲是无处不在的暴君，仅仅卡夫卡要一杯水，父亲会把他关在阳台上一整夜，卡夫卡的作品里投射着各种对于父亲的恐惧情结。但有趣的是，卡夫卡不弑父，他从来不在作品里杀掉自己的“父亲”（当然，这里的父亲是象征意义上的父亲）。相反，他让自己笔下那个受虐的主人公死去。譬如《饥饿艺术家》里那个绝食而死的艺术家。以及库雷西专门分析的卡夫卡的名篇《变形记》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控制别人，要不就用强力，要不就示弱。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和特定的奇效。”卡夫卡的父亲是前者，而卡夫卡是后者，为了恨父亲，他要让父亲好好活着，让他永远强而有力，而自己则要先死。也因此，库雷西说卡夫卡是最羸弱的，但也是最强大的。

而再说回到文章开头那个东电女职工，上野千鹤子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示弱的方式有很多，但为什么那个女职工要用自己的身体用跟男人爱爱来对抗男性世界？

类似的还有郝蕾在某部电影中扮演的女主角余虹不是那种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好女孩，甚至我们可以称她是有某种性瘾倾向的女人。在电影里，我们反反复复看到她和不同的男人爱爱。那些爱过她的男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余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娼妓”一般的女人。她的回答是：“只有在做那件事的时候，我才能让你们觉得我是善良的”。她就像那个东电女职员一样，通过主动献出自己的身体，主动变成一个娼妓，然后去试图瓦解在当时无处不在的父权体制，这种献身是献祭式的。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每当社会最黑暗的时刻，文学里总是有那么多性的荷尔蒙的肆意喷发，《金瓶梅》里会有那么多没完没了的爱爱，从独裁政权体制下流亡的智利作家波拉尼奥写的《安妮·穆尔的生平》里的女主角为什么和那么多男人没完没了的爱爱，因为赤手空拳的她们发现，唯一的武器只能是自己的身体。

当一个人连身体都可以抛弃都可以肆意被凌辱的时候，你可以说她心如死灰，你也可以说她无所畏惧，在她面前，那个表面强大的体制也只能阳痿。

如果还想找更多的例子，可以推荐大家看看大卫·林奇拍的神剧《双峰》，里面的那个被杀害的女主人公劳拉·帕尔默也是一样，把自己变成妓丨女，和整个镇上的男人轮流睡觉，从而向他们发起反抗。这丝毫不是什么文章开头说的地母情怀，这是血肉之躯的殊死抵抗。

 

（文 /沈河西，谈性说爱专栏作家，自称非知名媒体人，非知名自由撰稿人，十年后的非知名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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