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国家， “出轨的女人”与“失职的母亲”之间，仍划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红色的等号。
女性出轨时的最大恐惧、困境与焦虑是什么？女性出轨的代价为何比男性高那么多？今天这篇文章，作者以诺奖得主门罗的小说为例，认为其探索了文学女性的困境和焦虑，例如害怕因出轨而失去孩子。这种恐惧反映了塑造女性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期望以及性别角色。在《抵达日本》中，她描写了一位女性因短暂的婚外情而导致女儿失踪并最终找回的痛苦经历，凸显了社会对母性出轨不同于父性出轨的严厉评判。门罗的作品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在社会限制下为身份而挣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情感和道德领域。让我们从诺奖得主门罗的作品入手，谈谈出轨女性的失子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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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说爱中文网特约专栏）门罗小说中的女性，大多不是走在刀锋上的女权主义者，她们不会像 Emmellin Pankhurst （1858-1928，英国女性选举权的领袖)那样用绝食，砸玻璃窗和埋炸药的方式对抗歧视与不公。她们亦不是“D.H 劳伦斯笔下那种芦苇般任凭水流从身下穿过的柔顺女人（门罗语）”。
她们是徘徊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女人，带着一颗驿动的心独自上路，平静的皮囊底下藏着骄傲，激情，悲伤，怨恨，自卑，胆怯，焦虑和恐惧，以及既来自基督教文化深处，同时又包涵了反清教主义的审慎的自省。
比如门罗写女性出轨，读者很难在门罗的小说里看到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为女权主义津津乐道的反抗原型，门罗的重点亦不在婚姻双方的角力和对抗上，她也不会借上帝的视角做判官，量化出婚姻生活里的孰是孰非，更不会像私家侦探那样扒小三。
事实上，她对每一个被牵连的人几乎都赋予了等量的怜悯和同情。当然，她最同情的还是自己的女主人公，因为女性出轨的代价，不管放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比男性高出太多。
《抵达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门罗式的出轨故事。
女主人公Greta是一位诗人，她嫁给了称职，沉闷，一切遵循实用原则的工程师Peter。蛰伏在Greta头脑中的浪漫风暴和她每日必须承载的庸常，像两截各自闭关自守的车厢，之间栓着一条锁链，硁硁磕磕地行驶在她的人生轨道上。
有一天，Greta去参加一个文学聚会，没有人特别在意她，除了一个叫Harris的男人，他还把几乎醉倒在角落里的Greta送回了家。 他们双双已婚，所以他克制住没有吻她，而她却对他念念不忘，还写了一封信给他，里面只有一句话：“写这封信，就像将一张纸条塞入漂流瓶，期望它能抵达日本”。
信寄出后，Greta带着年幼的女儿登上了去多伦多的火车，表面上是去给某位外出的朋友看守房子，真正的目的却是期望能与Harris 再见一面。在长达三天的火车上，Greta偶遇一位男演员，做了一场放纵的爱，然而当她回到车厢时，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在这里，门罗细致地刻画了她的失子焦虑：“她像是疯了，她一把掀起枕头，仿佛它能藏住一个像她的女儿那么大的小孩……她几乎不能动弹，身体和头脑一片空白……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的……”
最后，在两截车厢之间，在一块哐啷作响的金属板上，Grate找到了发呆的女儿。
“罪过。她曾将心思放在别处。坚定地，不顾一切地将心思放在孩子以外的世界。罪过。”
冒了一场道德险，也遭到了几乎致命的“惩罚”，故事本该可以在此结束了，然而门罗却继续写道：……母女俩告别了男演员，火车终于到站了……有个人接过了Grate的行李，还吻了她。
那是一个坚定而喜不自禁的吻，而这个吻她的人正是Harris。短暂的震惊过后，Grate的内心便被某种巨大的颠覆感占据了。她试图拉住女儿，可女儿却从她的手里挣脱开来……最后，她没有逃避，她站在那里，听天由命地等待接下来的一切。
门罗把这个故事设定在“女权主义还不是一个词（门罗语）”，人们仍沿用旧式英语“poetess”称呼女诗人；女人谈论政治甚至会令丈夫失去晋升机会的时代。
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用比利时精神治疗师Esther Perel的话来说，仍遵循着一种古老的，以权力大小划分的等级原则：男性服从于比其地位更高的男性，女性则服从于男性。
女性的出轨无疑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挑战，所以那个年代的出轨故事多少都有点《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 ）》的悲剧色彩， 人们虽然不会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将出轨的妻子送进宗教裁判所或精神病院，但大多数人仍旧只能接受“发乎情，止于礼”式的小插曲，越界是不可想象的。
而《抵达日本》里的Grate显然越界了，像是对那个苛刻年代掷出的一声闷响。
门罗说：“我们这些30年代出生的女人，结婚很早，还不太懂得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就结婚了。然后便是孩子，孩子们长大了，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
门罗自身的经历也大抵如此，她的父亲是一位小农场主，在大萧条的年代里， 艰难地维持着皮草生意和一种低中产阶级白人基督徒的体面生活，母亲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后裔，非常年轻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不得不放弃教职在家养病。
门罗的成长环境，用她自己的话说：“……‘出风头’或‘自以为聪明’的行为都会被诟为糟粕。我的母亲是一个例外，结果就被（疾病）惩罚了”。
门罗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母亲，也不止一次用“惩罚”这个词，从中不难窥见“母亲那一代人”带给门罗的深刻影响。门罗的母亲热爱工作，爱出风头，喜欢成为众人的中心，在那个年代算是个异类，但她也难逃时代的局限性，执意要把门罗送到“Sunday School（礼拜日基督教课堂）”。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门罗，虽然也有过叛逆期，中学时代就发表第一部作品，还考上了安大略西部大学的新闻专业，获得了两年的奖学金——但她还是像她的同代人那样，早早就选择了结婚生子。
20岁那年，门罗嫁给了在学校图书馆遇到了的某位男同学：“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因为没多少钱买吃的，我经常饿着肚子。正饿得不行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巧克力掉在了地上，然后一个男生悄悄地把它捡了起来。望着他犹豫不决是否该把它放回裤袋的样子，我走过去请求为他吃掉这块巧克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门罗语）。”
不管如何基于两厢情愿和世风习俗，这段婚姻还是未能天长地久，经历了四次生育，一次失女之痛和一场二十九岁的关乎于“写作”的心理危机之后，门罗终于到了一个“我需要质疑一切的阶段”。
41岁那年，门罗离开了第一次婚姻。那还是1970年代，离婚不像今天那样“理所当然”，尤其对门罗那代人，对那些十八九岁就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来说，离婚意味着一场精神和生计的巨大冒险，也必然会遭遇各种心理困境。
门罗用登峰造极的悬念艺术，将那些困境布置得像一个个迷人的雷区，雷区毕竟仍是雷区，要穿过它们必然得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抵达日本》里，Grate的代价是“女儿”，万幸的是Grate终于在两只车厢的缝隙里找回了女儿，而在门罗另一部同样探讨女性出轨的小说《Gravel(碎石)》里，虚惊则被升级了，它演化成了一个难以痊愈的创伤。
《碎石》的故事并不复杂，主人公的母亲经历了出轨，恋爱又失恋，最后独自生活的漫长历程。主人公在回忆母亲这段历程时，并不全然是欢欣鼓舞的 ，里面有美好的记忆：夏日剧场，树林里的房车，土拔鼠，小狗和雪人……也有致命的危机：狼，浮冰，以及母亲出轨前家门附近那被雪水和雨水填满的碎石坑。
主人公经常梦到姐姐Caro为了救家里的小狗Blitzee，把自己抛进那只浸满冰水的石坑：“Caro穿着冬天的小棉袄，戴着格子围巾，她那红色的卷发，因泡在水里而渐渐变黑。”主人公的噩梦其实是现实的延伸——Caro确实被碎石坑的冰水淹死了。
她是怎么掉进去的呢？门罗没有交代。读者只知道Caro总是身不由己地，让小狗带路，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在碎石坑附近玩耍。
当时她的母亲正身怀六甲，和一个出演过《俄狄浦斯》的演艺爱好者Neal同居在林中的一辆旧房车里。Neal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爱抽大麻，嬉皮笑脸，Caro落水时也没有及时赶去搭救（他后来辩解说，他不会游泳）。
母亲为什么要出轨? 门罗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母亲当年很年轻，长得像女演员一样漂亮，还经常为镇上的“夏日剧院”做募捐，而父亲是个保险经纪，不太懂艺术。一场争执后，母亲声称肚子里的孩子是情人Neal的，然后就牵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离开了那个坐落在碎石坑旁的家。
Caro溺水而亡后，母亲结束了她和情人的同居关系，回到剧院，从志愿者到全职员工，最后还当上了剧院经理；父亲再婚了，继母温柔贤惠，并带大了主人公。至于碎石坑，它在很多年之后被填平了，上面盖起了新房子。
“碎石坑”似乎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一种亲密关系的支离破碎。孩子在其中溺水而亡，暗示着女性出轨的最大险境——“失子焦虑”。不管母亲的离意有多彻底，对新生活，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有多迫切，孩子始终是这场分崩离析中潜在的受害者。
难道这不应该也是男性出轨的最大险境么？为什么倍受煎熬的总是女人？
门罗甚少在她的作品里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她是女性，她书写的是一种普遍的女性经验，这种经验与“失子焦虑”和“失子之痛”紧密相连。
这里面当然有生物性的原因，怀孕的过程如此忐忑漫长，波伏娃在《第二性》里甚至用“戏剧”来形容，“怀孕是一场在女人的身体和自我之间上演的戏剧，一个新的生命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也辨证了女性存在的合理性。
”这个过程像花开一样美好自然，却也饱含恐惧：“女人成了各种晦暗势力的玩物（出自《The Second Sex: Lived Experience 》，波伏娃）”，被怀孕的不适和身体的畸变困扰，甚至不得不去面对产床上可能发生的死亡。
婴儿出生之后，女人还必须得付出无条件的爱，在波伏娃式的想象里，这种爱也许比任何爱都要困难和伟大，因为这份爱全然不涉及回报：“母亲关注着婴儿那柔弱的身体和不可预知的身体语言，试图在咿咿呀呀的结巴里找到遗失的，潜藏的意识（波伏娃语）”。
尽管受尽苦难，历经了怀孕和分娩的“她”，仍旧不能等同于一个称职的好母亲。波伏娃在此揭开了存在于自然属性之外的，母亲的社会属性——在一个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社会里，对母亲的定义，和她的历史（她良家闺秀还是娼妓），和她与家庭的关系（她是婚生女还是非婚生女，带有嫁妆还是一无所有），以及和她的丈夫（她是否忠于她的丈夫）等等一切息息相关。
一旦涉及到母亲的社会性，男权社会对“母亲”历来是残忍和苛刻的: 古《希伯来书（Hebrews ）》说，“父母吃了酸葡萄，孩子当然会牙疼”；圣经第二卷《出埃及记（Exodus20:5)）》也暗示，父母所做的恶必将落在孩子身上……字里行间虽然都提到了父亲，但真正受到严厉惩罚的，却往往总是母亲。
在中世纪，针对出轨女人的惩罚通常是死刑，就不要说孩子的抚养权了。
Garoline Norton是英国第一位为已婚女性争取到婴幼儿抚养权和财产权的女性。她年轻时曾被丈夫殴打，并以莫须有的“通奸罪”赶出了家门，从此便失去了孩子们的抚养权。她的小儿子从马背上摔下来，重伤而死，她都无法与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义愤填膺的她为争取抚养权几乎跑断了腿，英国议会才终于在1839年通过了她的《婴幼儿抚养权草案》；至于财产权的抗争，则一直延续到了1870年，此前英国女性的财产和孩子全属丈夫所有。
尽管如此，直到1923年，丈夫仍有权在法庭上要求出轨的妻子与其情人赔偿“精神损失费”并拿走孩子的抚养权，而妻子则无权要求出轨的丈夫赔偿精神损失费，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直至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出轨仍然被视为“犯罪”，这意味着出轨方会届时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在绝大多数国家，“出轨的女人”与“失职的母亲”之间，仍划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红色的等号。
乔治桑（1804-1876)写道： “人世间只有一种幸福，就是被爱和去爱”。门罗的小说却描述了通往幸福之路的必经之地，那是一片庞大的沼泽地，那里有丰富的灰，极致的痛，和纠结的情感，在那里，女性行走在历史，传统以及现况的沟壑之间，在思想的桎梏和身心的欢愉里难割难舍，而救赎，则是那颗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的启明星。
门罗笔下女性经验，即使放在一个女权社会里（假如存在的话），也是真实可触，质地坚硬的。女权主义者都应该读她的小说，以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的恐惧，焦虑和困境。
作者：王梆，资深媒体人，性别研究者。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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