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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说爱中文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都市的灯亮着，街道的影子布满沟壑，历史也被藏在历史里了。名单也越来越短了。

韦绍兰老人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遭到日军强丨暴的痛苦。她逃出慰安所后生下混血儿子，儿子由于身份“原罪”遭到排挤，至今没有结婚。黄玉凤老人年轻时是黎族的漂亮姑娘。去世前始终有村民认为她嫁给了日本人，不理解她的经历，嫌弃地唤她“日本娘”。林爱兰老人是坚强的抗日女战士，她在慰安所混入日军内部，偷偷拿日本人的子弹支援抗日部队，又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

这些老人和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所有我们身边的女人一样：平凡、复杂、伟大、卑微、痛苦、幸运、不幸。

贞贞也是她们中的一员。今天我想聊聊贞贞。贞贞是丁玲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角。

贞贞看起来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她可能就是邻居家漂亮的女儿，或者读书时候最受欢迎的女同学，穿着印花衣裳、粗布裤子，拖着长长粗粗的麻花辫子，年纪轻轻的，乍看着红润健康，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

贞贞“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贞贞也有她的爱情，有年轻人爱的自觉和自主，她爱上淳朴的同村青年夏大宝。夏大宝“是村里磨坊的小伙计，早先小的时候同咱们贞贞同过一年学，两个要好得很”，夏大宝穷得家徒四壁，可是贞贞也毫不在意，她满心都是少女的爱情和远方，“痴心痴意，总要去缠着他”。

贞贞平凡又不平庸，她还是一个抗日英雄。她为“组织”提供日方的许多情报。贞贞在日本军营染了恶疾，有时候病痛缠身，带着病晚上摸黑路送消息给部队，走一步、痛一步。

贞贞这样一个深情又坚强的女性角色，却成为丁玲在1957年的“反右时期”遭整的重要罪状。竟然只因为贞贞是个“慰安妇”。

那时的读者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个“非典型”的英雄形象。在那个年代，女英雄应该是秋瑾、刘胡兰这样，坚毅干练，在严刑战火中壮烈牺牲。

而贞贞只不过是，太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了。也会说笑、会哭闹、有忧愁、有快乐，喜欢上了同村的大哥哥，见到他便红了脸，蹦蹦跳跳地缠着他打闹。在日本人那里，见到“日本女人也会读很多很多的书”，忍不禁地似乎也会有些羡慕。回来后，听到邻居们议论自己，也会很不开心，偷偷地抱怨几句，翻个白眼，转身又忘了。贞贞实在太像一个平凡的可怜姑娘了。

“反右”时期革命斗士们愤怒了，这样的女孩子，又怎么配做我们的女英雄呢？贞贞是“做了日本官太太的妓丨女”，染了一身花柳病，在军营里学会了日本话，还津津有味地聊着日本军官写给女人的情书，这又怎么可能是抗日战士呢？丁玲简直别有居心！

“既然是个慰安妇了，便是妓丨女，妓丨女又怎么配参加抗日活动，怎么配叫贞贞呢！”

“既名为贞贞，我们的贞贞怎么可能不贞呢？”

“丁玲不怀好意地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妓丨女的女子，当做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

“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

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真实的文学评论。这些执笔者和他们的继承者们，可能在之后“慰安妇们”逐渐被社会了解的几十年间，也控诉过日本军国主义对妇女儿童的暴行，也知道了慰安妇们被迫进行性行为的真实历史。甚至，他们的继任们，可能正在今天为《二十二》的上映奔走呼告。

可是，他们有给贞贞道过歉吗？他们有给被他们称为“妓丨女”的慰安妇们道过歉吗？需要道歉的，仅仅是日本侵略者吗？

《霞村》发表的第二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从此产生一些风声鹤唳的变化。即使是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几十年之后，贞贞们依旧背负着这样“不贞”的历史镣铐，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指出，丁玲笔下的贞贞，是一种“敌方之女”的形象。她们的压力原来来自于敌我双方，而掩藏在爱国爱党前提下的，是她甘对自身肉体的无尽忽视与摧毁。摧毁“敌方之女”贞贞们的，不仅是日本侵华军队变态的性虐待，更发酵于1957年针对“贞贞们”的道德批判，以及《霞村》中描述的，贞贞终于“回归故土”之后的满村闲话。

杂货铺的老板听说贞贞回来，幸灾乐祸地说：“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踏的呀，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又有两个打水的妇人说：“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

另一个便又说：“昨天他们告诉我，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

“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

 “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
村人的冷漠让贞贞感到沉痛的悲凉，她也只能苦笑道：“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就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也有亲热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说家里几个人吧，还不是一样，谁都爱偷偷的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

言论不免让人气愤。贞贞自愿献身日本军官，窃取情报消息，正是为了拯救乡人国人的“大义”，但“被拯救”的“无辜者”，又是极大的罪恶的加害者，凶猛地恶意中伤了这些性侵痛苦中劫后余生的女性们。为了无知之人的献身，更加深了贞贞们的悲剧性。

《霞村》通篇对“性”的问题欲言又止有所隐喻，评论家难免感慨，贞贞罹患的又何止是“性病”，因“性”而病恐怕才是自命贞洁的村人想当然而论！

不胜枚举。“贞贞”受到过的伤害广泛地存在于幸存的慰安妇老人之中。陈林桃和林爱兰老人都曾经是抗日战士，黄玉凤老人也被歧视性地称作“日本娘”，每一个慰安妇老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受到过舆论的中伤，沉痛的道德压力让许多“贞贞”选择了逃避。

“不说了。”这是慰安妇们说过最多的话。

王德威还认为，《霞村》中的贞贞，还担负着“女性身体在男性社会中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霞村中蹂躏和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而已，我方是不是也曾经藉此获取情报呢？我们是否也曾经在对贞贞们进行道德谴责之后，又藉贞贞们身上“慰安妇”的标签，宣传爱国情怀呢？如果我方也曾经以贞贞的身体换取战争资本，那么“敌”“我”双方赋予女性身体的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

贞贞们得以往来敌我两者之间，操作抗日的任务，则正是因为女性的身体是如此“美好又危险”，男性社会才会在“善加使用”之余又“严加防范”。仔细思考，不寒而栗。

惟愿每一个贞贞，都拥有一方国难镣铐之外的灵魂，度过一个历史标签之外的余生。惟愿每一个我们，都不是下一个贞贞。

（文／谈性说爱编辑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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