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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说爱中文网）性侵对于每一个受害者而言，都是无妄之灾。性侵带来的伤害往往是沉痛且长期的。身体的创伤终究是可以被医治的。但内心的创痛不会终止在犯罪结束的那一刻，甚至也不仅仅来自于犯罪分子。有时，受害者身边那些本该提供帮助的人，恰恰对他们已经脆弱的内心补了刀。

记得前不久自杀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吗？在她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遭受了性侵犯的房思琪向自己的父母、向亲密得不分彼此的好友发出委婉的求救信号，却统统被无视。最后她终于在反复的自我斗争中住进了精神病院。

而现实中的林奕含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

这里我们编译了安娜丽斯•玛珀的《你本该多小心一点》，她在性侵后经历的二次伤害不来源于亲友，而来源于医治她身体伤口的医生。医生的一些无意识的评论、质疑和表现出来的情绪都让当时的她难以接受。

我当时十七岁，人在坐在她们的妇科检查椅上。我不能忘记那位四十来岁的女医生对我说“你本该小心一点的”。“这个我见得多了，”她说着叹了口气，提到了前来对她诉说自己遭遇过性侵的女性数目。 我震惊了，几乎是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接着我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难道这些巨大的不幸累加在一起，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我以为我的年轻可以让对方产生一些怜惜和保护的情绪，都没有。她用一个冰冷的数字羞辱了我。我妈妈不在家，我不敢告诉朋友们。我需要这位医生对我说一切都会好的，这不是我的错，或者起码不会评判我并说出我原本应该做什么的话，说的好像我那时有其它选择似的。 这位妇科医生翻着白眼，似乎受不了我的幼稚。“穿好衣服，过来付钱”，她说完走出屋子，任由门在那里晃荡。 

根据全美最大的反性暴力机构——强暴、虐待和乱伦国民网（RAINN），被强暴的女性中有33%在考虑自杀，13%事实上尝试过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遭遇性侵后的生活有多艰难。许多被性侵者经历过抑郁、绝望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们最怕遇到的就是医生进一步质问、羞辱、责怪自己被性侵的遭遇。要知道，医生本是关怀者。 可是根据《女性健康杂志》（Women’s Health）与强暴、虐待和乱伦国民网做过的一项调查，500位受访女性中有27%的人经历过羞辱及不恰当评论，甚至是不合理的触摸（这自然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虽然妇科医生被要求提供最好的关怀，但在实际中如何去做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另外，虽然患者可以向其所在州医学委员会投诉，很多投诉者却发现他们的不满并不能够与“专业精神与临床态度”搭上关系，而医生却想到什么都可以随便说出来——这些话对被性侵者的伤害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 

对于许多遭遇过性侵的人，尤其是这些选择隐忍不报的，医生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倾诉对象。 我曾访谈过一位女性（本人要求匿名），在十八岁那年遭遇性侵，几个月后，她预约了妇科医生。“我不能告诉我父母，”她说，“在我家，我被明确告知不许与男生有交际，更不用说与他们约会或者有性方面的来往。如果我父母发现这事，他们会杀了我。” 在医生面前，她讲述了被性侵的细节。可就是这个她选择倾诉的第一个人，问她当晚有没有喝酒，在城市的哪个区域活动，为什么那么晚还出去——所有的问题都与她如何走出创伤无关。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没有跟任何其他人说过这事情，”她说道。“在我已经感觉无望的时候，当我觉得再也不会有人珍惜我的时候，我需要的不是她对我的质疑，而是相信并支持我。” 

网络上有许多指导手册及同行评议的文章，专门告诉医生如何对待遭遇了性侵的人。因而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缺乏相关信息或教育。事实上，医生因为自己的专业性，在某些时候站在权力关系中的高处。他们因此而面对受伤害的人说出任何他们想说的话。即使这些话对被性侵者有潜在的伤害，即使它们对那些意图自杀者来说是致命的。没有人真正为停止这种羞辱付出过多少努力。我们并不清楚哪些医学院真的重视过治疗被性侵者的相关教学或训练。似乎就算妇科医生无视此类培训，也算不上什么事。 

对于受害者的重建工作，我们似乎应该更多诉诸于专业的心理治疗机构以及身边好友亲朋的最大善意和体贴。医生在心理学方面或许不是专业的，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是许多受害者在事情发生以后能够接触并且深入交流的第一个人。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当你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病人的时候，不妨多一些温柔和耐心，而不要有任何的评判和不以为然——你正在重建ta的人生。

（文／谈性说爱编辑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如何对待性侵受害者？这个工作任重道远。那么性侵受害者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呢？推荐阅读：我被性侵，我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