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中国发生性革命以来，到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性的快乐主义”的兴起。

2013年5月，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与外国的20位研究者齐聚一堂，专门讨论“性快乐”的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我却觉得意犹未尽。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呈现个人感受，仅仅发表自己的体会，那么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做得很好，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做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论的层次上，从普适性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第一，是性快乐，而不是所谓的“性愉悦”

性愉悦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说法。性，本来就是人类最激情、最深刻、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是如颠似狂、物我两忘、浴火重生。如果用一个轻飘飘、软绵绵的“愉悦”来表达，那么离“精神禁欲”也就不远了。

第二，性快乐与性高丨潮是什么关系？

性快乐，包括不包括性高丨潮？如果不包括，那么它与中国传统中的“为后（为了生儿育女），非为色（性高丨潮）也”还有什么区别？如果包括，那么性高丨潮是基础？还是中心？还是目标？

我倾向于是基础。性快乐至少应该是朝向性高丨潮的，否则“性”与其他活动就无法区分了。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建构论不可以走向“生物因素取消论”。

第三，“性快乐”跟什么对话？

传统上，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只有精神禁欲主义。

现实中，中国没有“Sex=Sin（性即罪恶）”的文化，没有通奸罪，也没有“性技巧罪”（口丨交、肛丨交）；只有“脏”和“乐极生悲”的“因果报应”式的压抑。

中国也没有“性成瘾”的概念，只有“劳色伤身”；把对于性的控制落实在“身体健康”上。

因此目前，不是性的信仰在冲突，而是没有性的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与儒家和中医对话，而不是针对犹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

第四，在什么层面上对话？

性快乐究竟是公领域的，还是私领域的？我认为，不能把“政治化”变成“非个体化”。在公领域，反对性快乐的思想与措施，从来都来自国家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宗教或者其他NGO，更不是Gender之间。在私领域，性快乐被批评为：不计后果、自私自利、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不能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批判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性快乐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别说绿遍群山，就连破土萌发都没有可能性。我们应该首先从私领域开始，依靠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和草根组织的结合，逐步杀入公共领域，争取在今后的10年之内，实现“性快乐的主流化”。

结论

在现今中国，性快乐就是以性高丨潮为基础，选择与发展人类激情的总和。推动性快乐的主流化，应该从私领域开始，促进公民去学习个体选择；而不是去搞社会运动。

（文/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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